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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14)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④《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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