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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1)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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