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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2)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他说：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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