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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5)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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