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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文化大革命”(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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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②（②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年6月18日。）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① （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9月版，第217页。） 他在不久后还说到：“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 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 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 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 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 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 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 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 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 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 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③（③王任重日记， 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 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 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 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 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 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 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 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 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 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 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 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①（①毛 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②（②《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①（①《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页。）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 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 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 议是否发表不迟。”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 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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