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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文化大革命”(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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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 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 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 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 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 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 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 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 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 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 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 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 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 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 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 8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①(①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年6月12日。)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 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 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 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 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 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 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 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 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 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 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 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 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 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①(①毛 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第 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 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 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 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 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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