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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2)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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