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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3)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个道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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