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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湘西深山地带的安江农校，渐渐地将袁隆平熏陶出了一种庄稼味儿。湘西的大地接纳了他，湘西的庄稼人接纳了他。湘西的大地是宽广的，湘西的农民是善良的。
他带领学生们在稻田里搞试验，总是身先士卒，脏活儿、累活儿干在前面。他每每来到稻田里，总是弯下腰来，将鞋子扔到一边，脱下袜子，挽起裤脚，赤足踏田。脚板与泥土的摩挲，使他感到非常惬意，稻田里的那种芳香的气息，也使他陶醉。
他赤脚在稻田里插秧、薅草，以自己的肢体与土地交流，用自己的肢体揣度水田的深浅和红土壤的松粘。当年人们大多使用农家肥，脏是脏了些，可是这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硬是不怕脏。袁隆平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与土地相厮守。他热爱土地，土地也以丰厚的果实加倍回报于他。当然这是后话。
锄禾日当午，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当空，忙了半晌的农民懒懒地来到榕树阴下，袒胸露背，汗水淋漓，躺在青石板上，凉风习习吹来，好不惬意!此时的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
“袁老师，该歇息了!”善良的农民呼叫着。
“袁老师，快过来抽袋烟吧!”已经将烟丝装好烟袋的农民大声招呼着。
袁隆平这才走近大榕树，坐在青石板上，从农民手里接过了烟袋，默默地、大口大口地抽起来。微风从沅水河对面吹来，挟裹着凉乎乎的水汽，汗淋淋的身子，顿时干爽了许多。每每与农民并肩坐在田头，他总有说不完的话。
一位作家曾说过：
“学者与平民之间，隔着一片苍翠的原野，如果学者越过这片原野，他就会变成一个圣贤。”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袁隆平日后终于成为了一个“圣贤”。
在田头，袁隆平与农民在一起，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雪峰山的传说。生长在这里的山民可以不停地讲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绿色生命的传说。例如，一个湘西汉子为了给乡亲们除害，怎样变做一只苍鹰；一位少女为了恋人，怎样化做了雪峰山的美女峰；普渡众生的山神，怎样撒下一把珍珠，变成肥沃的稻田……
他发现山里人总是把自己的期盼化做故事，化做美丽的传说。这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构成了山民们对生命、对自然、对未来赞美的诗篇。
1957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这期间，袁隆平阅读了毛泽东主席在20
世纪40年代写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
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
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需要谈
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
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袁隆平在毛主席要年轻人探讨“真学问”的思想鼓舞下，敢想敢干，决心敲响安江农校向科学进军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袁隆平作为遗传学教师带领学生们按照他们的学说进行试验。开头，他们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期得到一个“无性杂种”，那就是要它上面结籽儿，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当他们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以后，嫁接苗很快成活了，发芽了。但要使其结籽儿，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当年安江农校试验条件非常差，没有遮光设备，袁隆平将自己的床单和被单统统拿出来，用墨汁涂黑，充当遮光屏障。
由于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果然长势良好。地下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公斤；地上也结了种子。为此，黔阳地委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了现场会，这使得安江农校的师生深受鼓舞。
这期间，袁隆平在米丘林、李森科关于“无性杂交”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多种作物的“无性杂交”，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农作物新品种。诸如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
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袁隆平的试验成果备受赞扬。在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有袁隆平科研成果的展台，记者蜂拥而至，全国多家报刊上出现了袁隆平的名字。
1958年，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将嫁接培育的那些特殊种子适时播种。可是，长出来的作物却令他非常失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不见红薯的踪影。其他那些奇花异果也毫无二致。于是，袁隆平对自己搞的
“无性杂交”研究开始动摇了，对于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观点也产生了怀疑。他想到，从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他所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进行这样的试验，始终跳不出嫁接培养和环境影响的小圈子。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进行这样的“无性杂交”试验，前途在哪里?
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在他看来，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然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已经失败，只好毅然抛弃它，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新概念，阐明了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从而获得了
193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摩尔根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被誉为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
然而，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却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被扣上
“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等帽子，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他们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某些人企图以这种非常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绝对权威的地位。
这期间，袁隆平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毛主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
的思想坚信不移。对几年来他根据李森科学说在科学试验中进行
“无性杂交”所产生的“无性杂种”不能遗传等现实问题，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入研究。他既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又研究孟德尔和摩尔根，同时研究达尔文、魏斯迈，结合实践，进行比较和分析，用实践去检验，决心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袁隆平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
同时，他也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也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这种保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依赖，来自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崇拜传统观念，依赖自然，便是这种保守思想的体现。然而，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由于既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所以他总能够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总能够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960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伫立在沅水洲头的一个橘园里，只见那橘树枝头开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一嘟噜，一串串。可一位果农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将许多小花连着枝条都剪掉了。他不解地问那果农：
“老伯，你把那许多橘花都剪掉了，多可惜呀!”
“花长得太密了，难结果啊!”
老果农的话，使袁隆平深受启发，他想到：橘树的花太密了难结果，而人生的目标太多了，同样难以实现啊!他进而想到，自己已是而立之年了，该选准自己的拼搏目标和科研课题了，再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了。
在他看来，粮食作物是陆地上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水稻则是地球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这个地球上，玉米种植面积数第一，水稻种植面积数第二。可以这样说，在日常生活中，人和稻米是须臾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稻米养育了人类。
就是从这一年的春季开始，袁隆平选择了水稻纯系选育和人工杂交试验的科研课题。试验场地就设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上。
从此，袁隆平踏上了一条崎岖的探索之路。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有没有优势?这种优势能否为人类所利用?袁隆平就是向着这样的问题发起了挑战。
早在1926年，美国人詹斯首先揭示了水稻的杂种优势现象，此后，詹斯的理论虽然被美国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否认了，但是，他的理论依然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
30年代至50年代，印度人克丹姆，马来西亚人布朗，巴基斯坦人阿乃姆，日本人冈田正宽、奈良芳次郎等都先后开展过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均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勤于学习又精通英文的袁隆平，还是受到了西方科学家的启发，决心继续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以便通过杂种优势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60年春天，袁隆平在他那半亩试验田里，把稻种播下去，几天以后秧苗出水了，绿莹莹，嫩生生的，向他伸展着一只只嫩绿的小手，可爱极了。他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而后为它们一个个安家，目睹着它们拔节、分蘖、抽穗，由嫩绿而变为深绿……
他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株水稻的成长，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他的眼前为之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俏丽而挺拔的株形，手掌般的稻穗，那样生动、那样鲜活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它像是拥挤的生命中的一位巍然挺立的俊美少年!他发现了它，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真是快活极了!想不到这个偶然的发现竟然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将这“鹤立鸡群”的稻株结出的170粒稻种精心收集起来，次年，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栽插在窗前的试验田里。他看着它们一天一天地生长，如同注视着共患难的手足兄弟，感到一种心灵相通的愉悦。
然而，其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那株原本优势很明显的种苗，其后代的性状竟然发生了分离，居然没有一株赶上它的前代。秧苗长势七长八短，抽穗后穗短粒小。袁隆平凝视着变异的稻株，突然眼睛一亮，灵感顿时涌上心头：那“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品种间的杂交优势现象，很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啊，那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啊!”
这一判断在他脑海中确定下来以后，他便开始对那些变异的植株进行仔细的调查：高的、短的，早熟的、晚熟的……一株一株地记载，反复地统计、运算，证明这“杂种第一代”完全符合孟德尔学说的分离规律。
就在苦苦思索之中，他想到，第一年选育的那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并非纯种，所以，第二年出现了分离。倘若按那株杂交稻的产量来推算，那么，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这便是水稻杂交的优势。
想到这里，他眼睛又是一亮：啊，水稻杂交原本有优势!
水稻杂交有优势，这是袁隆平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突破性的结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
就是这一株偶尔被发现的天然杂交稻，带给袁隆平灵感，带给他机遇，他的成功之路将从这里开始。
由此，袁隆平萌发了利用这种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
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观点相悖。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合写的《细胞遗传学》一书，明确地指出了水稻杂交无优势。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明确写道：
“稻麦等白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所以，当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时，遭到某些权威学者的反对乃至嘲笑。
“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袁隆平根据自己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现实状况，反复思考着。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对于“白花授粉杂交无优势”的观点，他大胆质疑，勇敢挑战，毅然坚持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科研目标。
就是从这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科研命题：要在实践中学会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学会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
不久，袁隆平设计的一整套培育人工杂交稻的方案诞生了。他准备先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进行循环杂交，完成不育系繁殖，进行杂交制种并用于大田生产。
从此，“杂交水稻”这个概念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从此，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将在袁隆平的手下改写；某些遗传学权威的结论，也将在袁隆平的挑战面前，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形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
的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
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
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袁隆平用他的实践经验，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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