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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天，袁隆平将自己育成的我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 “南优2号”杂交稻种子，拿到安江农校去试种。
他在安江农校任教整整20年，安江的许多山梁沟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安江农校是他年轻时洒过汗水，付出过艰辛的地方，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常常在他心头缠绕。他成名之后，依旧不顾路途遥远，翻山越岭，返回故地，为安江农校的学生讲课，指导安江农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
他把安江农校当做自己的又一故里。他每次回归故里，总觉得那样温馨，那样亲切。当然，他没有做官，所以不是荣归故里；他并不富有，所以也不是衣锦还乡。但是，这里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心爱的邓哲，他的事业从这里起步，自己的五一、五二、五三都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对这里怀有一种深深的亲切感。
自他调离安江农校并开始南繁以后，他与邓哲总是在相思、等待中苦苦地煎熬着。每当他思念邓哲时，便寄出一张“天涯海角”的明信片，寥寥数语，报个平安，当然也带几笔趣闻。他的文字流畅生动，但却惜墨如金。邓哲总觉得刚开始读信，便已经结束了，不免有些怅然若失。但她想到自己的丈夫是个大忙人，这已是很难得的了。
20多年以来，他们的心总是相通的，他们相互依傍，相互祝福。在他备受屈辱的日子里，他曾感到怀才不遇。邓哲则以哲人的口吻告诫他：
“你若真的怀才，就不会不遇；你有搞杂交水稻的抱负，就不会搞不成。”于是，他搞杂交水稻的勇气陡增，信心更足。她为他构筑了一个和谐的家，营造了一个安全堡垒，她使得他那颗疲惫的心逐渐轻松。他以为他们夫妇是天下最投缘的。
往日，为了事业，他不得不离开安江农校邓哲为他经营的这个温馨的家；今天，为了事业，他又回到了这个备感亲切的家。
他喜欢吃花生，邓哲准备了上等的白生生的花生招待他。
他每逢劳动归来，见有白生生的鲜花生，饿不饿总要剥几个。他最喜欢鲜花生那种清新的、鲜嫩的、略带泥土气息的味儿。他对邓哲说：
“这些鲜花生好像携带着一种负离子吧?不然为什么这样好闻呢?”
邓哲望着他微微一笑。他接着说：
“我有时想，每家每户都存一些鲜花生放在房间里，不想吃，闻闻那味儿也香啊!”
邓哲又冲他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春风乍起，这草便绿了，那播下的稻谷也破土了；由嫩黄逐渐变得绿生生的，绿得如痴如醉，绿得笑容可掬。
他在那片既真实又虚幻的绿色中，播种着希望，播种着汗水，也播种着悲欢，直到收获。
年复一年，稻谷发生着生命的枯荣与循环，不言而喻，稻谷在袁隆平的心目中永远欣欣向荣，尽管它们也不无死亡：
每每独自一人蛰伏于绿色的原野中，劳作在静谧的稻田里，他总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触，总有一种获得某些内省和超然的心境。
此刻，他走在一条山石小路上，小路通往校园深处，显得凹凸不平。他凝视着脚下这弯弯曲曲的小路，默默地问自己：这条小路不就象征着我们人生的轨迹吗?
眼前是波涛滚滚的沅水，沅水上架着一座弯弯的桥。看着那桥，那水，他忆起了昔日那一具具饿殍，他感叹祖国经受的忧患。那惨痛的一幕，那一段凝固的历史，竟然成为了他前进道路上永远的动力。
秋风渐起，草便黄了。草黄了，便发出了袁隆平将要远征的信号。
春来秋去，枯荣一岁，循环往复。他与水稻的关系是，你荣我伴，你枯我去，浑然天成。水稻还是水稻，改变着的是悠悠岁月，改变着的是水稻的产量和质量。
这一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南优2号”杂交中稻亩产628公斤；他耕作的晚稻示范田20多亩，平均亩产511公斤。
1974年眼看就要过去了。这期间，杂交稻“三系”配套已经完备，高产优势也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他们制种试验田的产量很低，每亩生产杂交种子只有
5.5公斤。提高制种产量，又成为袁隆平科技攻关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攻克与否，成了杂交稻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
这时，反对研制杂交稻的人又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说：
“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花粉量少，花粉寿命短，柱头弱小，且多数品种不外露，每日开花时间短，这些特征均不利于异花授粉，故制种产量非常低，难以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在“制种低产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他的一位弟子唉声叹气地说：“难啊，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袁隆平对他的弟子们说：
“我们生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承受压力的载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事业‘风和日丽’，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挫折和失败总是不断地伴随着我们。一个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若把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化做动力，我们便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一位弟子听了袁隆平的一席话，颇有感慨地说：“还是袁老师说得对，我们应当有勇气、有信心走向成功!我们搞杂交稻
‘八十’个关隘都走过来了，可不能被最后一个‘制种低产’的关隘挡住呀!”
袁隆平接着说下去：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将要看见成功的背影了。
“古人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挫折与失败，就不会懂得成功的艰难，就不懂得奋斗的可贵。”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探秘总是百折不挠，万劫不回，一往无前的。他总是身先士卒。为了攻克制种高产这一关，他守在制种田里，几乎不分昼夜。终日太阳曝晒自不必说，刮风了，下雨了，他也不肯躲避，时常戴着一顶破斗笠，留在制种田里，死盯死守。
他说，动物乃至人身上的内分泌也存在于植物，存在于水稻身上，这就是水稻的生物钟。杂交稻，什么时候分蘖，什么时候扬花，什么时候授粉结实，就是按那生物钟行动。袁隆平的行动也不得不听凭于这种生物钟的调遣，他用只争朝夕的精神跟踪植物的生物钟。
那生物钟终于帮助袁隆平破解了“制种低产”之秘密——制种产量的关键在于水稻母本的花期是否与异花父本的花期准时相遇，异花父本的花粉能否借助风力和人力均匀地散落在不育系的母本花药上。
就这样，袁隆平从1973年冬季开始，在天涯海角不分昼夜地探索制种高产经验，亲自观察不育系母本和配制的父本的花期，并寻找叶龄与花期的关系，按照他探索的生物钟，推算播种期，采取父本与母本分期播种，调节花期，并辅以割叶、剥包、人工授粉等行之有效的综合性措施，提高了结实率。
1975年春，湖南省协作组培植的27亩制种田，平均亩产
29公斤，其中高产丘亩产超过了50公斤。1977年，袁隆平系统地总结了制种攻关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这篇重要论文，在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揭开了全国杂交水稻制种高产的序幕。
随着时光的推移，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掌握杂交稻制种高产的方法越来越熟练。他们依据杂交稻不同的生长期，采取父本与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并采取调节温度、控制水肥、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调整父本与母本之间的花期，使之尽可能完满地重合。
除父本和母本分期播种以外，为了解决花期不遇的问题，袁隆平还采取了另外一种补救措施。一般不育系的母本分为开花、盛花和谢花三个时间段，他围绕母本这三个时间段，将父本分三期播种，分别将三批父本的盛花期接连不断地对准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的三个时间段。这样，即使第一批父本的盛花期没有和母本的盛花期重合，第二批，第三批，总有一批能够重合，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制种的时机成熟了。
一粒种子也是一个生命。因为生命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虔诚地向前探索；因为人们总能够一步一步地趋向理想的彼岸，从而给予了袁隆平为之奋斗的希望之光。
杂交稻显现的优势，给了袁隆平希望之光。1976年，他将试验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各个试验点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般每亩增产稻谷50公斤至100公斤，比当地优良常规稻种子增产20％以上。
袁隆平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杂交水稻制种高产之路，他这样写道：
首先，要选择亲缘关系较远一些的父本和母本；
其次，要选择经济性状可以互补的父本和母本：
第三，亲本之一应是高产品种的恢复系或不育系；
第四，要准确把握时间，保证“母稻”与“父稻”花期相遇。
综上所述，只要认真做到上述四条，就可以选育出一批营
养优势和生殖优势并茂的优良组合，就可以做到制种高产。
按照袁隆平的理论思路，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重点围绕“父稻”与“母稻”的扬花期，推算播期差，进行群体布局，以提高异交率和防杂保纯等几个关键性的技术，深入探索，准确把握。
当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经过仔细观察，又发现父、母本花器包颈的问题。开头，他们用人工割叶和剥包的办法来解决，效率很低。这时，善于动脑的罗孝和，想到“920”对植物细胞有伸展作用，他试探性地在父、母本抽穗扬花阶段，适时喷施
“920”，发现母本包颈少了，颖花外露增多了，穗形松散了，开颖角度也加大了，从而增加了授粉的概率。这样，免去了剥包用工，大大降低了制种成本。罗孝和的这一发现，使袁隆平欣喜万分。袁隆平称赞他说：
“好一个‘罗呆子’，所谓‘罗呆子’ 其实是一位精灵，一位勤奋的精灵，一位会思考的精灵，一位善于研制幸福种子的精灵。”
就这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用他们的科学实践，用他们的勤劳和勇敢，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大面积推广的序幕。
从此，我国农民看到了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