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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他很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希望杂交水稻的成果不仅能够增强我们国家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全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积极帮助亚、非、拉国家发展杂交水稻，他连续到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埃及等国家讲学，搞样板田，他把这些视为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
在印度，常有同行问起：
“你的信仰是什么?西方人大多信上帝，我们是东方人，你应该是一个佛教徒吧?”
他从容地回答印度同行说：
“我是唯物主义者，信仰马克思，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
但是，那位印度同行还是把他带到一座寺庙，去听佛经。那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住持正在上诵经课，几十位20来岁的僧侣们围坐在大殿外的平台上。他抬头看去，只见那领诵的住持几乎是不动嘴唇，鼻音却很浑厚，据说这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突然，头顶上锣声响起，这锣声似乎便是指令，众僧侣听到锣声，诵经之声戛然而止，纷纷起座告退……
袁隆平默默地站立在寺庙前的一棵菩提树前，不禁想到了释迦牟尼。
2000多年以前的释迦牟尼不满足于宫中王子世俗奢侈的生活，当他看到大多数穷人备受生活的痛苦和折磨，便放弃王族华胄，出家修道，漫游四海，遍访名师，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冥想人生的真谛，终于领悟到了解决人生痛苦的办法。他自己从那个时候起，变成了菩萨，意即成了觉悟者，或是行善者。他以一个顿悟者的名义创立了佛教……
后来，这菩提树便成了“明辨善恶，觉悟真理”的佛树。它的每一片叶子上，似乎都题写着“大彻大悟”的语句，它的每根枝干，似乎都镌刻着祥语偈言，让亲近它的人们心灵得到净化。
袁隆平脚踏印度的土地，站立在印度的菩提树下，联想到了埃及尼罗河畔那棵古老的菩提树。
在尼罗河畔，他也曾看到一棵菩提树。尼罗河水涌起的浪花，像是一群群顽皮的孩童；而那棵大树，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迎接着远方的孩子们。与尼罗河的喧嚣相对应的，是古树的平和与宁静。那株古树站立在古老的地平线上，与尼罗河几千年的文明相对应。在袁隆平的心目中，那大树终年在烈日的炙烤下生存，胸中一定有各种烦闷的思绪萦绕着它。它也曾以沉甸甸的果实展示自己的辉煌，尼罗河用它的浪花将日月沧桑镌刻在古树身上。树的形体往往可以诠释一种文明。从这棵树的粗壮树干以及布满的纹理中可以断定，它是一株具有很多年轮的古树。它的树干扭曲着，向后倾斜着，枝条虬结，似乎在仰天长啸，诉说着尼罗河畔的古代文明。
还有埃及那狮身人面像，背靠着青天，虽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永远地采取一种坐姿，但据说她对世间的美好事物，总是报以一种温暖的关爱，报以永恒的守望之情。
袁隆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或千里迢迢，或万里遥遥，风尘仆仆，来到狮身人面像前，虔诚地朝拜，然后对着她悄悄地说些什么。
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是一位具有古典之美的守望者，尼罗河给了她生命，使她成为一位艳色美人。于是，她便以她的艳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守望着，守望着奔流不息的尼罗河水，守望着如歌的岁月，守望着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袁隆平心中默默地对她说：让人类永远仰望你吧，不仅仅因为你的宏伟和艳美，还因为你有一种对人类的承诺，一种对和平与幸福的默默祝福。
袁隆平作为一位和平使者，他的足迹遍及世界的许多角落。由于有极高的悟性，他总是能很快地融人当地的社会。他非常喜欢日本的茶道。其实，茶道源于中国，自唐代传人日本。日本的茶道，以它典范性的渗透力，培育了日本人民身心的精美格调。人们说，这种神奇的渗透力，从茶桌带到家中，再从家中涌人社会。
日本友人邀请袁隆平参加了东京的一次赏花茶事，历时4个小时。他端起那白底蓝花的茶碗，茶色清绿，喝了一口，慢慢品味，只觉得满口的清香，满腹的清爽。用完茶以后，风雅适礼的主人引导客人到茶庭休息。举行茶事的整个过程，主客都全身心地投入，日本友人称茶事是为心灵除锈、为灵魂化瘀的行动。
袁隆平从这次茶事活动中，深切地体味到茶事在日本完美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一统的境界，一切都那么自然得体。日本人从事茶道那种精心准备、悉心运作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民族性格之中，从而使这个民族形成一种严格自律、悉心敬业、精细操作、自觉创新的良好品格。
1986年，袁隆平应邀出席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利用无融合生殖进行作物改良的潜力”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利用闲暇，参观了欧洲最壮美的翡冷翠大主教教堂和圣马可修道院。据说，二三百年以来，天主教的修士们都住在里面修行。他们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或唱赞美诗，或集体朗诵圣经，或独自反省。如今这里已变成了博物馆。这里有安洁利扣圣经故事的壁画，从壁画中，可以感悟到一颗有信仰的心是那样沉静，那样温柔。
袁隆平信手从修道院的小售货亭买了一叠明信片，在午餐桌上匆忙给邓哲写了几行字：
邓哲：
今日我参观了意大利圣马可修道院。这里到处都是安洁
利扣修士的油画和壁画，几乎成了安洁利扣修士的博物馆。
这里到处是他心目中的《圣经》，他的信仰。安洁利扣不是
修士的真名字，安洁利扣是意大利语，其含意是“像天使般
那样美好”。是的，我从那一幅幅壁画中感悟到了安洁利扣
修士那一颗天使般圣洁的心……
袁隆平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他以一颗善良的心去感知世界每个角落的一切美好事物。
1988年，袁隆平获英国让克基金会“农学与营养奖”。
初春季节，他携夫人赴伦敦受奖。
在英国，他们参观了康桥大学。康桥大学造就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造就了查尔斯王子等皇家贵族子弟。他们在国王学院的教堂前，在数学桥墙外的马路上匆匆留影，而后匆匆赶路。
初春的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康桥河面上，两只白鹅在河边悠闲地漫步，长长的垂柳在春风中轻轻摇荡，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晒太阳的老人。
康桥大学共有35所学院，袁隆平夫妇在向导的带领下，仔细参观了生物学院。
在康桥大学，到处都能见到鸽子。鸽子在古老的校园里漫步，自由自在，自言自语。
当夕阳西下，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康桥大学。
袁隆平夫妇走出康桥大学，走进伦敦一条古老的小街，那里有一幢幢结构精巧的古宅，屋前房后有草坪，有果树，有围栏。不远处坐落着小教堂和墓地。不知为什么，在西方，教堂和墓地总是紧挨着。小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和墓地的十字架，都栖息着白色的鸽子，这些小精灵，似乎分辨不出哪里是天国，哪里是墓地。
这条小街分布着树屋和花屋。邓哲很钟情于花屋。花屋里的花，很多都是名花，各色玫瑰、马蹄莲、百合花、天堂鸟……这些花朵硕大而丰满。这条小巧而古老的街道，被鲜花装扮得五彩缤纷。
袁隆平与邓哲携手经历了20多年漫长的跋涉，当他带着种种荣辱的印记走向一个又一个领奖台时，他心里总会涌起对相濡以沫的妻子邓哲的深深敬意。所以，他总愿意与邓哲分享那一个又一个幸福的时刻，共同领略世界各地的旖旎风光。
1993年，袁隆平荣获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初秋，袁隆平携夫人赴美国布朗大学受奖。途经纽约，袁隆平特意携邓哲搭电梯登上美国著名的帝国大厦的顶端，饱览纽约风光。在帝国大厦顶端，可以看到纽约市的制高点世贸大厦的双塔和巍然屹立的高楼群。白色的，米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棕色的，蓝色的，灰色的，各色高楼耸人云霄。它们的造型各领风骚，长方形，方形，圆形，菱形，应有尽有。古典的，现代的，罗马式的，塔楼式的，构成了纽约市中心多姿多彩的建筑群。
与帝国大厦周围环境不相称的是纽约的赈济院，也就是纽约的贫民院。穿过百老汇那很长的大街，挤出那川流不息的人群，便是一家慈善机构，其规模很可观。那里有很多很大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挤挤挨挨地摆放着统一规格、统一陈设的床。一张床便是一个家庭，很多单亲母亲带着一个或两个孩子在这里生活。这里光线暗，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因为纽约是商业荟萃、人口密集的城市，永远有大量失业的贫民需要收容。
邓哲感慨地说：“我原以为发展中国家穷人很多，原来这发达国家贫民也不算少啊!”
袁隆平默默地点点头。他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科学家，此时此刻似乎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1995年，袁隆平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全世界获此殊荣的仅6人，袁隆平是亚洲惟一的获奖者。当年10月，袁隆平赴加拿大魁北克受奖。
魁北克坐落在美丽的圣罗棱士河旁，被称之为美洲的直布罗陀。城市之高令人目眩，堡垒式的建筑简直像悬在半空一样。这座美丽如画的城市，曾经是英、法争夺加拿大“七年战争”的地方，英国将军伍尔夫曾率领英军夺取这块高地，在这里打败了法国将领蒙卡姆。如今，这两位大将军的纪念碑还高高耸立在这座城市里。
市内公共建筑、天主教堂和慈善机构到处都是。从一座堡垒上可以看到田林交错、河山辉映的原野。壮美的圣罗棱士河，在日光下晶莹闪烁。各色船只穿梭往来，构成一幅迷人的图画。
每年都有很多移民取道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到乡间农场去当农工。袁隆平他们到魁北克码头散步的时候，时常看到成群的移民挤在停泊的船只上。这些移民有黑皮肤的，也有黄皮肤的；有来自非洲的，也有来自亚洲的。贫困，使得他们远涉重洋，来到异国他乡，艰苦创业。
然而，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的那些移民，则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大半要归功于大自然的赐予。想想看，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是995．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国土还要大，但是，它的人口却只有3000多万，比中国人口少40多倍。加拿大人的生存空间太大了。在加拿大，袁隆平访问了一家农场，一个小镇。镇上只有2000多人，非常安静整洁，犹如一个花园。人们说，在加拿大，只要你找到一个小镇，就必然会有一座教堂、一个咖啡馆和一个中餐馆。这说明，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具有多元文化。
这个农场有一座酿酒厂，几十个密封的储酒钢罐矗立在露天里。厂长告诉他们，他们的酒厂以一种特别栽培的葡萄为原料，所以口味独特，且专供温哥华和渥太华几家大酒店享用。
加拿大原本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16世纪以后，法国和英国相继入侵。1763年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结束，根据同年签订的《巴黎条约》，加拿大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末，加拿大爆发了大规模的争取独立运动，英国被迫于1876年允许加拿大建立自治政府。
加拿大立国，至今才100多年。因为是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拓展的海外疆土，开始也曾吞食过拼命开发的苦果。当年开荒破土，挖矿砍树，使得草场沙化。但他们觉悟得很早，20世纪70
年代便对全民普及环保教育。加拿大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他们并不安于只吃上帝给的饭。尽管地大物博，他们还是要努力提高农业科技的含量，他们提倡“科技兴国”。这体现在他们“科技移民”的移民政策中。凡申请移民者，必须具有某种科技专长。其意在于提高人口质量，让上帝给他们的这份资源不至于很快消耗光。
随着杂交稻在世界各国的成功试种，作为“杂交水稻之父”
的袁隆平，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他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印度等10多个匡家，进行讲学、传授技术、领奖、参加学术会议或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20多次，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1981年在国内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1985年至1995年又连续荣获了数次国际性科学大奖。
1987年11月，在法国巴黎，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6—1987年度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在颁奖会上称赞袁隆平取得的科研成果，是继20世纪70年代国际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袁隆平将这次获奖的
1.5万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以奖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以期望中国在这一领域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袁隆平的举动，许多外国记者感到难以理解。在巴黎领奖时就有不少记者跟踪采访：
“袁先生，您把奖金全部献给国家，那么，你搞科研的动力是什么?”
袁隆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记者：
“成绩与荣誉归功于祖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们久久地思索着袁隆平的这一回答。因为他们不了解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和成长起来的，是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科学家，更不了解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1995年，袁隆平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名誉董事长何善衡先生、资深董事梁球琚博士出于崇尚科学、振兴中华的热忱，各捐资1亿港币在香港注册的科技奖励基金。该基金的宗旨是，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以促进中国的科学研究，振兴中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
1995年1月12日，首届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袁隆平走上领奖台，说：
“何梁何利基金的建立，对于倡导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我只是作为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一个代表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所得的荣誉应该属于全体农业科技战线上勇于攀登高峰的科技工作者。今后，我将更进一步努力工作，为我国的粮食增产做出更大的贡献。”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有钱学森等24名著名科学家，每人获奖金10万港币。其中袁隆平是惟一的省级获奖人，也是农业科学领域中的惟一获奖者。
袁隆平的杂交稻，作为“绿色的和平使者”，在解决世界范围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东南亚传来消息，那一带许多山民曾有种植鸦片的恶习。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传到那里以后，他们看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许多山民改邪归正，改种杂交稻。
当前，袁隆平关于超级稻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水稻界的很高评价，继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之后，袁隆平的超级稻被誉为“新版的绿色神话”。人们预测，这“新版的绿色神话”，将以更强大的生命力，风靡世界，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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