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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近来拜读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感触良多。白先生是当今中国史学界泰斗，这部《中国通史》实际上也是中国第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人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但在此之前，中国却没有一部成系列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郭沫若和范文澜先生都曾主持过《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两位先生都未能完成自己的著作，即已谢世。现在的《中国通史》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中专门辟出一章论述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的行文风格问题。《中国通史》的各卷都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这在史书体裁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开拓。传统的中国史学以纪传体、编年体为主。上述四方面内容基本上可以得到反映。但当代中国史学在对传统史学的扬弃中，把传记和典志等内容都抛弃了，只以综述为主。白著《中国通史》对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当是我国史学界对史书体裁的又一次扬弃。作者认为，史书应该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论述历史发展的总向，典志剖析历史现象，传记刻画人物群像。作者说，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至于说史书的行文风格， 作者更是明确指出： 研究历史的成果，必须体现在文字上。“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过程写出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的表述方法。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这里作者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著史的目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念书的时代，恰逢“史学危机”。大学历史系招不到学生，历史系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历史书籍无人问津。谁来读历史，历史为谁而作？历史教科书，除了干巴巴的叙述和一二三四的归纳外，再没有别的内容；而史学论文，除了满篇难懂的名词和密密麻麻的注释外，就没有新的东西。史学界着力最多的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至于说经济史、军事史……例很少涉及，甚至于连帝王将相都被淘汰出局，更不用说文化史、社会史了。这样的历史，怎么可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但是，这样的书还在大量出版，这样的文章还在大量发表。在某些出版家、编辑家和研究人员眼中，注释是越多越好，最好都是从洋书中引进的，这样最权威；书的印量是越少越好，这样的书才是真正的精品；读者是越少越好，如果一本书有很多读者，那证明这本书写得没有档次；文风是越“严谨”越好，吸引读者是小说家的事，与历史无关。在他们的眼中，这代表着“学术”。只有编出这样的书，写出这样的文章，你的学术研究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说读者的兴趣，读者的需求，对不起，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历史研究就这样脱离了群众，成了学术精英们的专利。这样的历史著作，遭到读者冷遇也就不奇怪了。我以为，这是“史学危机”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读过的史书中，间或也有几本不合于流俗，因而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本是新中国史学界泰斗范文澜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人使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范老对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独到见解，也不是他对历史问题丝丝入扣的分析，而是他那种恬淡的文风。 读着范老的著作， 我宛如听范老在给我讲课，娓娓动听。《中国通史》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从沉闷的史学著作中感觉到一丝新鲜。当时我想，如果把历史著作写成这样，史学危机还存在吗？ 后来， 我在图书馆里又淘到了一本书， 这就是时下颇为畅销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薄薄的小书，表面上只讲了万历十五年间明朝宫廷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他通过微观描写，揭示表面上兴盛的大明王朝实际上是危机四伏。书中描写的宫廷斗争，作者使用的联想论述，都让我大开眼界。 接下来我又看过几本好书，其一是威廉·复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是新闻记者出身，写法自然别具一格。希特勒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盟国在困境中奋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作者笔下无不是酣畅淋漓，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也是栩栩如生，而威廉·曼彻斯特先生的《光荣与梦想》以同样的笔调描绘了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到美国的喀皮上运动、性解放，书中均有精彩描述。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每章后的人物肖像，更让人找到了现代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点。读了这几本书后，我似乎找到了感觉。毕业之后，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发现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这就是情报史研究。一般而言，我们对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外交家的纵横婢闽、军事家的运筹帷幄并不陌生，但是，又有几个人想到，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情报人员在为之作出奉献？正是他们提供的情报，才使得胜利变得不再遥远。可是，在我们的史书中，情报人员已经成了被遗忘的一族。提起情报工作，人们想到的是特务，是间谍，是龌龊的人从事的肮脏勾当，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世界上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与光荣、高尚之类的词汇联在一起。对于那些默默奉献的情报人员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允的。而另一方面，读者对这种题材书籍的兴趣却是无庸置疑的。因此，我决定从这方面打开突破口。于是，就有了《外国情报史》的出版，就有了《谍海浮沉》的问世，就有了《昨日辉煌》，有了《合伙公司》，也有了今天这部《大失误》。 《外国情报史》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情报史的著作。这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情报题材的书籍，而是说没有系统论述外国情报机构产生。发展、演变轨迹的著作，没有论述情报在战争、决策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著作。笔者在这方面算是开了一个先例。但平心而论，这本书写的不是太成功。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历史，在我的笔下成了一本干巴巴的历史教科书。幸亏我们后来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作了一些弥补，增添了情报战、情报人物等内容，使这本书稍具一点可读性。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启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都不愿读的东西，怎能要求别人读？我们需要“阳春白雪”，但真正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恐怕也是不可缺少的，把严肃的学术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清楚，让普通读者接受，则更是摆在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难题。真正的精品决不能脱离人民大众而存在。有几千年历史的史学研究出现危机，与其说是“曲高和寡”，不如说是著史者脱离了大众而孤芳自赏。《上下五千年》历数十年而不衰，《万历十五年》一版再版，说明不是史学研究真正缺乏市场，而是著史者脱离了大众的生活。 我学识肤浅，但学术要严谨我也是懂得的。实际上，我在自觉不自觉地向大师们学习，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把严肃的学术问题演绎出来。《昨日辉煌》讲述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80年的往事，描述的是秘密情报局在大英帝国各个转折关头所起的重大作用，演绎的是间谍大师们在帷幕后面决胜千里的传奇；《反恐怖行动写真录》换一个书名也许更为合适，这本书实际上可以称为《重大国际问题溯源》，但如果真这么做，那这本书恐怕现在只能静静地呆在书摊上乏人问津；手里这本《大失误》讲的实际上是情报界和决策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避免决策失误？如何避免突然袭击？这种重大的、严肃的课题如果不换一种写法，我想它的命运至多是一本白皮书，供本校研究生作内部参考罢了。要想引起读者的关注，那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了。完成的研究课题不能公开出版，得不到学术界的注意，这对我固然是一个损失，对读者，又何尝不是一个缺憾？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书的封皮变得生动了，文字变得流畅了，满篇的注释没有了。在有些学问家眼中，“学术”也就没有了。对此，笔者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如果学术等于文字生硬，那么，这种学术不要也罢；如果学问等于满篇实际上可有可无的注释，那么，这种学问不做也罢。一部煌煌大著，如果没有一定的读者群，甚至连受过训练的人员也不愿意从头看到尾，那么，这部著作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了。 感谢母校的老师们，是他们引导我走入一个全新的天地，我是站在他们的臂膀上成长起来的。感谢我的师兄朱听昌先生、陈国华先生，他们与我有师、友之情，也是我最早的合作者，尤其是陈国华先生，是他最早向我推介《外国情报史》这个领域，然后，又与我一起，完成了这部作品。感谢戴超武博士后、王乔保博士、周桂银博士、袁胜有副教授。这些严肃的学者，对我这些不太严肃的作品，都曾表示过支持。感谢翟晓敏博士，是他正式提出情报失误这个课题，并推动我进行研究；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先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们一页一页地编出来的，没有他们耐心、细致的劳动，这些书的问世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当然要感谢我的夫人。作为一名教师，她也有自己的课题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要负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没有她的牺牲，这些作品的诞生是不可能的。 ------------------ 123456网文网 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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