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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奔袭珍珠港（941年12月 7日） “虎！虎！虎！”电波飞越3000海里，飞回日 本。听到这个事先约定的暗号，山本五十六点了 点头。一个赌徒的算计成功了。 1941年12月7日5点钟（复威夷时间），一支舰队出现在瓦胡岛以北230海里处。这是一支庞大的舰队，6艘航空母舰，2艘配备有14英寸大炮的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三艘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3艘油船和1艘补给船。在6艘航空母舰上，载有360架作战飞机，其中，81架是战斗机，135架俯冲轰炸机，104架高空轰炸机和40架鱼雷轰炸机。现在，这些飞机按照先轰炸机后战斗机的顺序排列在甲板上，等候起飞的命令。 这是日本海军的特遣舰队，根据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计划，他们将由此出发，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从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自11月他们从日本本立起航以来，他们已经航行了几千海里，如今已秘密地抵达目的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现在他们就要飞向珍珠港，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消灭在港内。 5点30分，空袭飞行队总队长渊田美津雄身穿飞行眼，来到作战室，向南云海军中将告别，他是这支特遣舰队的指挥官。 “报告长官，我们走啦！” “嗯。”南云长官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了渊田的手，说：“全靠你啦！”然后，他伴着渊田来到飞行员待机室。此时，航空母舰“赤城”号的舰长长谷川也来到这里，渊田一声口令：“立正！”然后向长谷川敬礼。 “按命令出发！”长谷川下达了起飞命令。于是，执行第一波攻击任务的183架飞机就从6艘航空母舰上—一起飞，15分钟后，他们在舰队上空集合完毕，沿舰队上空盘旋一周，向瓦胡岛飞去。 飞机在云层上飞行。东边的天空开始破晓，机身下面，黑洞洞的云海也开始泛白，天空逐渐变成了蔚蓝色，不一会儿，一轮红日就从东方升起了，白花花的云海边缘呈现一片金黄。“多么光辉灿烂的黎明呀！”渊田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7点40分，飞机抵达瓦胡岛上空，此前前来侦察的侦察机没有发出信号，表明一切正常，太平洋舰队还停泊在军港内。湘田举起信号枪，向机外打了一发信号弹，命令部队按计划展开。 云层逐渐变薄，一些地方的云层已经断开，渊田发现，珍珠港上空碧空如洗，福特岛的内外两侧都是战列舰的笼式舰桅。渊田举起望远镜，数了一下港内的军舰数目，正好8艘！与事先侦察的数目完全一致。好样的！渊田向战前就潜伏在珍珠港的间谍致敬。 啊呀！这些军舰停泊得好近呀！似乎一点戒备也没有。渊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是真的。珍珠港守军毫无戒备，这种感觉真切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他后来写道：“我曾见过德国军舰集结在基尔军港的场面，我也看到过在布勒斯特的法国战列舰，我还多次看到过我国战舰接受天皇的检阅。但即使在最太平的日子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舰只在相距只有500码～1000码间下锚。难道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旅顺口海战之事吗？” 顾不得多想了，渊田下达了命令： “水木兵曹，现在发攻击令！” 水木兵曹按着电键，反复拍发密码命令：“突、突、突……” “报告队长，攻击命令发布完毕！” “很好。”此时已经是7点49分。随着攻击命令的发出，俯冲轰炸机队已经向机场发起攻击，顿时，瓦胡岛上的希凯姆机场放烟滚滚。2分钟后，鱼雷轰炸机队也向港内的军舰发起攻击。8点整，制空战斗机队开始扫射地面。8点零5分，水平轰炸机队向军舰实施轰炸。 就在7点53分，渊田已经确认，这次奇袭肯定获得成功。他已经看到，珍珠港上空，全部为日本战斗机所控制，地面上的高射炮没有开火，珍珠港内的军舰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了看水木兵营：“用甲种电波向舰队发报：‘我奇袭成功！’把发报机调好，使东京也能直接收到。” 水木兵曹立即按起电键：“虎！虎！虎！”电波立即飞向230海里开外的特遣舰队，飞向还在日本本土的联合舰队，飞向日本大本营。 从凌晨3点开始，山本五十六就守候在作战室里，等候着特遣舰队发来的第一份电报。他坐在一张折椅上，闭着眼睛在思索着什么。实际上，他的心情也十分紧张。这次他不顾众人的反对，让海军长途跋涉3000海里，旨在一击成功，现在就要见分晓了，他心里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作战室的参谋人员一个个屏声静气，谁也不敢打断司令官的沉思。当电报房里清晰地传来“突、突、突”的声音时，作战室热闹起来，几分钟后，他们听到了“虎！虎！虎！”的声音。偷袭成功了。山本五十六睁大眼睛，嘴角向两边一咧，像是要笑，但终究没有笑出声来，然后，他又默默地点了点头。但是，他的兴奋心情还是流露出来了，日本人开始拿来酒和犹鱼干，频频举杯祝酒。 当渊田的第一攻击队飞抵瓦胡岛上空时，瓦胡岛上空没有一架美国飞机。所有的飞机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据说是为了防止间谍破坏，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在天空巡逻，可是他们都不在瓦胡岛上空。珍珠港内的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各军舰上780挺高射机枪，有3／4无人值守，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就是这4门高射炮也仅仅是个摆设，因为它们的炮弹都已送回军需库，理由仅仅是“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确有一架美国飞机发现了日军的踪迹，但那不是军用飞机，而是罗亚尔·维托塞克和他的儿子驾驶的私人飞机。他们看到两架日本战斗机向他们飞来，立即俯冲，从日机的下方穿过，向自己的私人机场飞去，准备向当局报警。15分钟后，维托塞克在自己的机场着落，立即向陆军和航空兵的值班军官打电话，告诉他们瓦胡岛上空出现了日本飞机，但是，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当然更不可能发出什么戒备命令。实际上，在他们通话的时候，惠勒机场已经挨了第一批炸弹，有人被震醒了，以为是发生了地震，但更多的人认为那是海军在演习。当日军准备投弹时，竟然还有人认为那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因此翘着头要看美军的飞行表演。 夏威夷航空兵参谋长詹姆士·莫利森正在刮胡子，第一批炸弹落了下来，他赶紧给陆军司令肖特中将的参谋长沃尔·菲利普挂电话，告诉他日本人来偷袭了。可是对方竟然说：“吉米，你是不是昏头了？还是喝多了？快醒醒！”莫利森把电话听筒举得高高的，让对方听听那隆隆的爆炸声。这下子，菲利普清醒了。正在这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掉了下来。 油轮“拉马波”号的水手长格拉夫较早地发现了日本飞机，他跌跌撞撞地奔进船员室，边跑边喊：“日本佬炸珍珠港了！”伙伴们望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连忙说：“不骗你们。”可是他们还是又嘘又笑：“别蠢了，抬起屁股上甲板去瞧瞧。”正在这时，又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来了。 仅仅几分钟时间，夏威夷的所有机场全部瘫痪，海军没有一架战斗机能够起飞，陆军航空队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也仅剩三十余架飞机能够起飞。 当第一颗炸弹爆炸后，珍珠港的信号塔立即用电话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报警。3分钟后，夏威夷海军基地防空部队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海军少将也从福特岛广播说：“空袭，珍珠港——并非演习。”8点整，金梅尔向华盛顿以及他所属部队发完无线电报：“珍珠港遭到空袭，并非演习。”但没等他发出这些电报，珍珠港上空已经冒起一阵阵浓烟。 当珍珠港遭到空袭时，海军部长诺克斯正在宪法大街海军部的办公室里。已经是中午了，诺克斯感到饥肠德饭。正在这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冲了进来，手里拿着金梅尔的“并非演习”的电报。 “上帝啊，这不可能！”诺克斯惊叫一声，“一定说的是菲律宾！” 斯塔克肯定地说，这是真的，电报是金梅尔拈来的，说的也是珍珠港。诺克斯拨通了白宫的直通电话，总统与他的助手霍普金斯正在吃饭，诺克斯就着话筒读了电报。 “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霍普金斯说。他认为日本人不会进攻珍珠港，但总统认为这个电报可能不会错，这种料想不到的事情正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习惯于这种行事方式。他冷冷地说：“如果这个报告属实，那么，事情就完全非我们能控制了！”说完这句话，他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晚上，他翻起了自己的集邮册，脸上毫无表情，但非常沉着。 1941年12月7日发生于珍珠港的事件，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一年之前。 悬殊的国力对比．在日美双方产生了截然不 同的评价，从而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1939年夏初，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已经结成紧密的同盟；在东亚，另一个战争策源地日本也紧锣密鼓，要求与德意结盟的呼声日高。这并不奇怪，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一样，都是法西斯国家，而且，日本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但也属于对战争结局不满意者。通过下一次战争调整“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建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日本举国一致的呼声。因此，日本陆军要求与德意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分享轴心国的胜利果实。 可是，日本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意志统一的政府。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日本陆军总是希望向大陆扩张，只有在大陆上，日本陆军才能发挥自己的威力。可是，海军的意见恰好相反。中国的海军太弱了，自北洋舰队覆灭后，中国已经不存在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海军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即使北进苏联，海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海军坚决主张南进。而南进与轴心国并不存在一个协调问题，德国的海军力量太弱，帮不上日本的忙。当陆军提出与德国结盟时，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他的次官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不会轻易见出分晓，战争将是长期的，而美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最终是会卷入世界大战的，而且会加入英国一边，德国将以失败告终。如果日本与德国捆在一起，日本势必与美国孤军作战。 海军次官比他的上司更加直言不讳。他预言，“日美发生战争，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是整个世界的不幸。对我日本帝国而言，则意味着为自己树立战后的新的更强大的敌人，制造新的危机。”如果日本参战，最终必将失败。他的结论是：“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才是良韬炒策。帝国万不可同德国结盟。”他的话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他的五短身材一样。他身高只有五英尺三英寸，与日本历史上传奇式的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恰好是一般高。但由于他双肩较宽，胸部又大得像个圆桶，所以给人的印象还算魁梧。他就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他出生那年，父亲已经五十六岁了，因此得名。山本五十六不是一个狭隘的人，他读过很多书，到美国当过海军武官，游历过欧美7国，对外部世界十分了解，尤其是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更是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一直渴望与美国决一死战，以报复当年培里率领“黑船”打开日本国门的耻辱，他声称他加入海军就是为了“使我能回访培里上将”，但是，在公开场合，他是坚决反对与美国作战的。他曾说：“只要看看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发达的汽车工业和一望无边的得克萨斯州的油田，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凭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能与美国为敌，同其抗衡；在海军建设上，更不能与之进行军备竞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几次要拿他开刀，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米内光政不得不把他打发到联合舰队去当司令。 但是，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美国则要求“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日本政府上上下下都有深刻的认识，日美一战势所难免。山本五十六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知道日本如果与美国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作为一个军人，他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并想办法打赢这场战争。尽管山本反对发动对美战争，他还是在寻找战胜美国的途径。 在联合舰队司令任上，他现看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训练，飞行员的勃勃雄姿让山本五十六信心顿生。作为一名杰出的海军将领，他几乎可以肯定，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洲练是最刻苦的，成绩也是最明显的。他回过身来，对自己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说：“空军训练很成功，我想进攻夏威夷是有可能的。”在山本心目中，日本海军可以通过突然袭击，消灭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占领东南亚，夺取所有的战争资源，然后坐下来与美国讨价还价，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东乡平八郎是山本心目中的偶像，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通过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第二舰队，从而奠定了日俄战争胜利的基础。山本对这段历史非常清楚，他知道，即使当时的俄国内外交困，但如果光凭综合实力，日本远不是俄国的对手。可是，东乡平八郎通过出色的突然袭击，消灭了俄国的主力舰队，从而夺取了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当俄国不远万里，从波罗的海调来新舰队时，日本又在对马海战中消灭了俄国舰队，最终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结束了战争。这段历史对山本的启发很大。同样是悬殊的力量对比，日本这一次能不能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山本真的要和东乡千八郎齐名了。 通过一场决定性的突然袭击来决定战争胜负，这实际上并不是山本一个人的想法。就在东京海军军令部内部，也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一点，这就是航空作战参谋三代一佐中佐。他设想，如果用6～8引擎的飞机，对珍珠港进行轮番轰炸，美国人要不逃回本土才怪呢！不过，三代的职务太低，他无法像山本那样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而是必须劝说上司同意自己的观点，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统治军令部的一帮官僚，实际上个个昏像无能，他们哪里敢作这样大胆的设想！要知道，当时统治世界海军的军事 战略是“大舰巨炮主义”，军舰的吨位越大越好，火炮的口径越大 越好。这么一支庞大的舰队，要远征3000海里，对敌国进行轰炸 而不被发觉，这件事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三代的想法湮没 无闻，今天我们只知道，偷袭珍珠港是山本五十六最早提出来的。 不过，偷袭珍珠港绝对不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海军在这方面没有专利。192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太平洋海上霸权》的书，作者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赫克托·拜沃特。4年之后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扩充为一部小说，题为《伟大的太平洋战争人在这本书中，作者设想了一支日本舰队偷袭了美国停泊在珍珠港的舰队，同时还对关岛和菲律宾进行了突然袭击。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影响很大，1925年9月《纽约时报》以《假如太平洋发生战争》为题专门评价了这本书，而山本五十六当时正在华盛顿充任海军武官，他肯定看到了这本书。随后，军令部把这本书译成日文，在高级将领中发行。这本书对山本五十六肯定会有所启发。 不独山本五十六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美国人又何尝不是。从30年代初开始，华盛顿的官员一直在推测，日美战争一旦爆发，日本很可能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代表美国发表了“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在哈里·亚内尔的率领下，在夏威夷进行了一场演习。这场演习的设想是，日本2艘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对配备有海岸部队。步兵师和航空队的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日本舰队在1932年2月6日星期六晚上，从北方接近瓦胡岛。在第二天早上日出前半小时，航空母舰上的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共152架，向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演习表明，偷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以航空兵为主力的偷袭部队完全能达到目的。这个结果让美国军方大惊失色。此后，围绕珍珠港的防备问题，军方一直在想方设法。而当美国海军在珍珠港进行演习之际，一艘日本特务船就在近旁游七，演习的过程及其结果，让日本人大饱眼福，以致于10年后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计划和亚内尔的计划如出一辙，结果也完全相同。 1941年初，由于日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海军对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的安全重新讨论了几个星期。l月24日，海军部长诺克斯把关于夏威夷防御的文件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诺克斯在这份文件的开头写道：“如果发生对日战争的话，日本将选择袭击珍珠港内的舰队或者珍珠港基地作为开战的时机。”他建议最优先考虑增加夏威夷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数量，建立防空警成网。这份文件同时交给了太平洋舰队。 1941年2月，金梅尔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他对珍珠港的防空安全也十分关心。在致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信中，他谈到：“我认为，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是有可能的。”1941年3月，夏威夷陆军航空部队司令弗里德里克·马丁和夏威夷海军基地防空部队司令就夏威夷的防务问题准备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特别指出，来自空中的袭击是对停泊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最有可能也是最危险的袭击”。1941年8月，夏威夷的参谋部本身甚至设想日本可能出动6艘航空母舰进行攻击，攻击可能在凌晨5时发起，这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惊人地相似。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夏威夷还是在华盛顿，这种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当美国人还在设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时，山本五十六已经把他的设想具体化了。1941年2月1日，他把自己的设想简明扼要地告诉了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海军少将，并要求他秘密地研究一下此事的可行性。大西想到了源田实——一个因推崇“航空制胜论”、创造了战斗机群长途奔袭而闻名全军的人物。源田实仔细研究了山本的计划，结论是：进攻珍珠港是困难的，危险的，但是，“有取得成功的相当希望”。这就足够了。山本喜欢打牌。他常说，赌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算计。偷袭珍珠港虽然有危险，但是机会难得，他要赌上一睹，只不过这一次是以大日本帝国的国运作赌注。对此，山本的好友掘梯吉曾作出过严厉的批评：“同美国交战，并非小事，不是可以随便脱口而出的。有人竟不负责任地说大话，‘要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去同美国进行这场战争。所谓国家的命运，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焉能以‘赌’待之？难道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也是可以轻易取舍的吗？”掘保吉还指责说：“如果我们审时度势，认真地分析一下形势的话，自然不会轻易地作出同美国交战的结论。至于从‘东洋的新秩序’、‘建立共荣圈’之类不着边际的主观意志出发，那就更是不应该的。总之，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其实，山本又何尝愿意以国运相赌？只不过，如果政府作出这样的决策，他作为一个军人，自然有责任去进行这场赌博。他精通赌术，如果他亲自出马，胜利的希望总比其他人要多一点，尽管内阁还没有作出开战的决策，他已经决意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了。偷袭计划交给了第一航空舰队，未来的作战任务将由它去完成。4月份，第一航空舰队奉命起草作战计划，对珍珠港有着深刻了解的航空兵专家源田实也参与了计划的制订。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计划本身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人批评山本五十六太冒险了，而山本却告之日：“因为我玩扑克，打麻将，所以你说太冒险了，事实上却不然。”争论到最后，山本五十六拿出他联合舰队总司令的权威，让命令强制执行。他说：“袭击珍珠港是我作为总司令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停止争论，从今以后，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如果日后有人反对你，我当你的后盾。”话说到这种地步，一切反对部只得假旗息鼓。于是，计划强制执行了。策一航空舰队在九州和鹿儿岛进行训练，这两个地方的地形酷似珍珠港，飞行员投弹时必须避开建筑物或者丛林，然后突然降低高度减速，投下炸弹和鱼雷。这种训练难度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负责训练的源田实之所以选择这种地方进行训练，是因为他知道珍珠港内水浅，如果从通常高度释放鱼雷，鱼雷会一头扎进水底。 从日本到珍珠港，几乎有3000海里的距离，要进行长途奔袭而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经过研究，日本发现，美国海军通常在珍珠港外500海里处巡逻，而航空兵则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以南500海里处巡逻，要使特遣舰队不被发现，唯有向正东行驶，穿过被美国侦察力量忽视的海域，然后抵近珍珠港。而袭击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袭击当天太平洋舰队确实停泊在港内，这就需要有出色的情报保障。为此山本特地与海军情报部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派出一个得力的特工人员潜伏至珍珠港，随时向国内报告珍珠港内的情况。海军情报部选中的是退役海军少尉吉川猛夫。由一个业余间谍来从事这项非凡的使命，足见海军情报部对此项工作不感兴趣。不料，吉川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这方面的行家老手，虽然是专业的谍报人员也不见得就能完成他的任务，海军情报部总算歪打正着。最后一件事是完成军事准备，这需要一段时间。当特遣舰队在厉兵袜马的同时，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也在进行之中。日本明知双方不可能达成协议，却要求谈判代表坚持谈下去，直到战争爆发的最后一刻。这样拖拖拉拉的日美谈判实际上成了掩护山本偷袭计划的烟幕。 一串密码，通过一种神奇的机器，输出了电报 明文。美国人称这种装置为“魔术”，指望它能帮 助自己了解日本的动向。事实证明，这种了解是 一知半解的。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流行一种观点，说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政府一手策划的，目的是引诱日本开第一枪，从而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这种观点战后影响很大，直到今天，“罗斯福阴谋”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这么棘手，是因为美国在战前确实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对日本的外交动向有所了解。而这，应该归功于卓越的美国信号情报人员。 美国立国的历史不长，从事情报工作的时间更短。长期以来，情报工作在美国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信号情报人员通过破译德国的外交电报，从而把美国拖入了战争，为英国用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此，美国人记忆犹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情报人员大量裁减，但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信号情报机构却保存了下来，其领导人是陆军情报部第八科的负责人亚德利。在陆军情报部和国务院的支持下，亚德利建立了一个“黑室”，专门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亚德利的工作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发挥了作用。在这次会议期间，由于亚德利破译了日本外交使团与东京外务省之间的联系电报，摸清了日本的谈判底牌，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寸步不让，迫使日本承认在海军吨位上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权利，而日本只能保有美国海军总吨位的60％。这件事在日本决策者看来是奇耻大辱。亚德利的业绩至此到达顶峰。不过，后来在发明“魔术”密码解析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威廉·弗里德曼。这位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在大学毕业后即进入美国陆军的河岸（Riverbank）研究所钻研密码术。1937年，日本开始启用2597式密码打字机。这种打字机的保密性极好，但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下，2597式密码机的壁垒被打破了。美国造出了这种密码机的破译机器，美国人称之为‘它术”。这样，日本的外交电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决策人员手中，他们不难看出日本的意图所在。日本缺乏谈判诚意，在关键问题上不会让步，这些想法美国决策者早就心知肛明。这场谈判就显得有点类似于演戏了，只是谁也不把这一层说穿。对日本的战争意图，美国决策者了解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魔术”了解到大部分战争征候。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决策者几乎可以肯定，日美之间的冲突最后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而且，随着日美关系的持续紧张，美国决策者明显认识到，战争将很快来临。 “魔术”是在1940年底才建成的，日本政府在这以前心里想些什么，“魔术”不会提供。最早提出日本可能进攻珍珠港的警报也不是来自“魔术”，而是来自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1941年贝月，他报告国务院，据秘鲁驻日公使贝尔提供的情报，来自日本内部的情报说，日美战争将从偷袭珍珠港开始。格鲁在电报中说：“贝尔使节认为，这只不过是日方的异想天开。然而各种迹象迫使我不能不信，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经再三考虑，我认为，还是电告政府为好，以便严加防范。”这个警告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山本五十六在1940年11月才形成偷袭珍珠港的设想，1941年1月7日才正式向军令部提出。当时了解此计划的仅限于山本身边的工作人员。斯塔克虽然将格鲁大使的警告转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但在电报后面附上了海军情报部的意见：海军情报部认为这种流言蜚语不可信，并说它“不认为对珍珠港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在可预计的将来也看不出有这种计划”。 1941午7月8日， 美国获悉日本7月 2日御前会议的内容：南进第一，如情况允许，则北进；独立自主地参加对苏战争。 7月19日，美国破译日本驻广东总领事于14日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得知日本将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进占新加坡，以空军和海军“坚决粉碎英美的军事力量”。这份情报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和英国、荷兰等国冻结日本资产。此外，美国还成立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远东陆军部队。 7月24日，日本政府下令把日本船只撤出东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 7月29日，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要尽快对日本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石油禁运。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事态已经发展到以“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其发展趋势只能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第二天，赫尔表示，只有武力才能阻止日本人。8月4日，美国明确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再南进，那就意味着战争。 8月17日，罗斯福总统召见野村大使，说：“如果日本政府今后按照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近各国进行军事占领的政策或计划采取任何手段，那么，美国政府为了保护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确保美国的安全，将不得不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 9月4日，美国得知日本决意执行其南进计划，把美英赶出中国、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 10月15日，日本领事劝告旅居荷属印支、马来西亚、菲律宾、夏威夷、美国及欧洲的日本人回国。11月28日之前，日本积极进行了这项工作，这进一步证实日本决意统治东南亚。 11月上旬，珍珠港的海军情报机构发现了日本一支新的海军组织的无线电呼号。12月1日，美国情报机构证实，日本海军在一个月内两次更换无线电呼号，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海军情报机关认为，这是战争迫在眉睫的迹象。 11月4日，美国得知，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禁运，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矛盾突出，势必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 11月5日，“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指示：应作出最后的努力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格鲁大使再次提醒国务院，这轮谈判的失败将导致一场“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日本“将不惜冒举国玉碎的风险，以免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而不向外国压力屈服”。 11月7日，赫尔在内阁会议上介绍了日美谈判的详细情况，表示“形势万分紧迫，我们说不上何时何地将遭到日本的进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警戒”。 11月12日， 美国得知日本政府决定把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定为 11月25日。赫尔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在11月25日前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将决心对美作战。 11月 15日， 东京电示日本各驻外使领馆，一旦出现紧急情隐，应销毁密码机。野村大使请示外务省，如果美日关系中断，他应如何处理日本在美国的利益。东京回答说，大使馆应首先撤出日本侨民。 11月16日，美国从另一可靠途径了解到日本不准备进攻西伯利亚。这意味着日本南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1月26日，美国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企图对英美作战。12月1日，美国从三个不同的情报来源得知，日本决定对英美开战，有情报表明日本将同苏联维持和平。 11月2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出警戒命令。在给太平洋舰队的命令中，斯塔克指出：“这份命令应视为战争警告，同日本进行的稳定太平洋局势的谈判已经结束，估计日本将在最近几天内采取侵略行动……你们务必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 11月30日，“魔术”破译日本致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内称：届内阁于4月开始的日美对话已经破裂……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通过一些冲突突然发生，时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 12月3日，美国破译了2日东乡外相致野村大使的命令：除特别指定保存的东西外，大使馆应销毁密码机、密码本和密码略语。情报人员发现，日本大使馆正在后院焚烧文件，以至于引起了冲天烟雾。陆军情报部长谢尔曼·迈尔斯和远东情报处处长鲁弗斯·布拉顿说，这种情况预示日美之间“至少是断交，甚至可能发生战争”。 12月5日，“魔术”截收到吉）；I猛夫发自珍珠港的电报：“5日下午港内有如下舰只：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可是，这份情报没有及时处理，而是被保留在文件筐里。 美国从这些情报中了解到了什么？他们知道日本已经决心与美国开战，但是，何时开战？向何地发动进攻？这些关键性情报，“魔术”中无只字提及。10月9日，‘“魔术”曾破译了9月24日外务省致檀香山总领事喜多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喜多把珍珠港分成5个不同的水域，报告太平洋舰队各舰的停泊位置。12月3日，“魔术”破译了外务省致喜多总领事的电报。电报中说：“鉴于目前形势，港内的军舰、航空母舰、巡洋舰的进出情况是极其重要的。此后，务必尽全力逐日向我报告，在珍珠港上空是否有阻塞气球防护网，是否有迹象表明会升起这种气球，还应电告我各舰是否有防鱼雷网。”但是，“魔术”同时发现，日本对菲律宾、美国西海岸和巴拿马也同样有兴趣，这种情报如果不加特别分析，没有特别的警惕性，情报人员很难意识到日本海军的真正目标所在。 一知半解的“后术”情报，让美国的情报饥渴 症有所缓解，但是，美国人却将它当作灵丹妙药。 这对美国分析日本的意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对日本的军事奇迹百思不得其解。照理说，美国有这么好的情报来源，为什么不能避免日本的突然袭击？日军的炸弹到底是如何扔到美国人头上的？对此，各位专家各有高论。以《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扬名美国的女学者罗伯塔·沃尔斯塔特说：“我们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完整的有关敌人的情报，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可能掌握如此重要的情报来源了。”但另一位学者戴维·卡恩却说， 珍珠港事件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美国情报人员缺乏必要的情报，“魔术”提供的情报不足为凭，它解决不了美国当时存在的情报缺乏问题。谁是谁非，莫衷一是。 应该说，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和戴维·卡恩的观点都有道理。美国在战争爆发前确实掌握了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这种情报来源，对美国来说，虽非绝后，却是空前的。美国情报界从中了解了日本的开战意图，知道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但是，“魔术”的缺陷在显而易见的。它只说日本准备打仗，但何时打，怎么打，“魔水”一概没有涉及，从而为美国留下了一个情报缺口。可悲的是，弟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存在，更不用说采取措施去填补这个门口了。 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情报体制是很不完善的。长期以来，美国忽视情报机构的建设，情报经费严重不足，难以应付日趋严重的局势。 美国情报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获得过前所未有的发展，陆军情报部作为一个常设情报机构建立起来了，信号情报部门也从无到有，初具规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再次经历了大幅度裁减，情报经费也多次削减，尽管陆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陆军情报部外国情报处处长乔治·斯特朗曾说：陆军情报部“经费短缺，缺少办事员和速记员，严重阻碍了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情报界无力经营谍报活动。1939年8月18日，海军情报部长安德森在向海军部长所作的备战报告中说：海军情报部在海外进行的工作，仅限于武官们写来的报告，以及陆军部、国务院、商务部和某些有关商务单位送来的材料，还有就是一些预备役军官到国外旅行反映的情况。他警告说：“真正经过组织、能够执行间谍和反间谍等项勤务的隐蔽情报工作并不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海军情报机构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开销”。武官也大多部署在欧洲国家。驻日武官虽然提供了日军的编制、兵力、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情报，但有关日军的意图驻日武官其实是一无所知，美国驻日使馆则集中力量研究日本的政治动向，对军事问题很少涉及。美国不得不依赖“魔术”这一情报来源。 “魔术”提供了日本政府对日美关系的态度等重要情报，使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立场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对于日本即将向美国发动的进攻，“魔术”也提供了很多线索。但是“魔术”破译的是日本的外交电报，而对美国更为有用的却是日本的陆军电报尤其是海军电报，这些，“魔术”都无能为力。“修正学派”认为罗斯福政府通过“魔术”掌握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日本是不会在外交电报中谈论军事机密的，真正重要的情报日本也不是通过无线电发送，而是用信使传递。此外，“魔术”提供的线索很多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它没有提供日本即将发起进攻的时间、地点，美国政府虽然知道日本即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是，它对日本的军事动态一无所知，同一个瞎子差不多。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点。如果对日军的动向完全不了解，美国政府会提醒它的军队保持戒备状态。关键是，美国政府通过“魔术”了解到日美关系即将破裂，而在何时破裂、日军从何地发动进攻，美国是一概不知。而由于“魔术”情报的存在，美国决策人员还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或错觉：不管日本未来的行动如何，都不会逃出美国的掌握。美国可以静观其变，坐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消极的等待状态。 美国情报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情报分析机构。 应该说，“魔术”提供的情报虽然支离破碎，但是，它毕竟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如日本外务省对珍珠港过分热心的关注。如果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得力，那么，它可能得出珍珠港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不致于在战争爆发之后还以为日本袭击的是菲律宾或是泰国。遗憾的是，美国当时恰好缺乏这样一种机构。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情报机构缺乏协调的危害，在1940年建立了以威廉·多诺万为局长的情报协调局，但由于情报协调局刚刚成立，正处于草创时期，还在为其生存权而斗争，根本谈不上实际工作。而获取情报的信号情报机构仅仅负责情报的搜集，至于说情报的分析、评价，实际上不是它的份内之事，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对这些情报进行评价。如果说美国当时有一些侦听站而没有情报机构，也许并不过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全部破译工作和破译力量邻集中在陆军，译出的外交电报提供给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秘密活动电报提供给陆军部和海军部，海军电报只报送海军部，并向陆军部提供摘要，但传递的办法很繁琐，由一名信使把电报交给有关官员，阅后即由信使带回，不能留下任何书面材料。其主旨是为了绝对保密，但牺牲了速度，影响了对电报内容的确切理解。没有人对全部材料进行综合研究，阅报人只阅读与他有关的那一部分，看完即拿走，以后再也看不见了。这样，就缺乏对情报的综合研究，也无法核实其准确性。人人都以为虽然自己只看到部分“魔术”情报，但其他人一定看全了这些情报，他们会对这些情报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对“魔术”提供的有关日本意图的蛛丝马迹，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如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一直以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少将了解“魔术”情报，但实际上，早在1941年6月，出于保密原因，金梅尔的名字已经从“魔术”阅读者的名单上勾掉了。华盛顿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与东京之间往来的全部电报，这些电报涉及太平洋舰队的动向、珍珠港内的舰船状况。夏威夷的防卫等问题。到开战之前，电报不仅报告了停泊在珍珠港的舰种及停泊位置，连舰名也要仔细核实，但是海军通信处竟然未能从这些电文中看出日本想进攻珍珠港的意图。如果美国当时有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这种情况当不至于发生。 美国政府生怕失去“魔术”这个绝密情报来源，决定限制它的分发范围。1941年1月23日，陆军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联合决定，“魔术”只发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作战部长、总统的陆军助理以及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正副部长。战区司令官不在“魔术”分发范围之内，为了保密，甚至不向他们透露有关内容。像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对日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一无所知，连日本对珍珠港表现出的强烈兴趣也没有通报他们。日本使馆决定焚毁密码本，这是日美关系破裂的前奏，但肖特等人却蒙在鼓里。后来，肖特在国会联合委员会作证说，陆军部应该想办法派人把获取的情报大意告诉我，而不必透露情报来源。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参谋莱顿少校说：“印第安人有句老话，叫做自家墙角的蛇最大。情报也是如此。当获取的情报与你有关时，你往往会更加重视它……如果我们能看到‘魔术’的脱密电报，我们肯定会对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有所警惕。”但是，在莱顿要求获得外交电报时，他的要求却被拒绝了，理由是，尽管莱顿和太平洋舰队可能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你对政治问题却无能为力，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情报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兴趣问题而不是使用问题”。注意保密是好的，但因此而限制它的使用，则是不恰当的。任何情报，如果不能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它就没有什么价值，可惜的是，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领导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在判定日本的进攻方向时，美国情报人员犯了一连串的错误。美国情报人员一直认为，日本会配合德国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正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对苏作战。从避免两线作战的角度来看，日本也应以对苏作战为合理，因为美国当时还没有参加世界大战，而日本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已同轴心国捆在一起。在几十万大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情况下，日本如果再开辟第二战场，无异于自寻死路。这种设想，日本当时也是考虑过的。在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一直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希特勒真能拿下莫斯科，日本为什么不能进军西伯利亚？但是，由于德国侵苏战争没有像希特勒所吹嘘的那样取得进展，日本陆军不得不放弃了北进的希望。北进既没有希望，那么就只有向南发展了。因此，到8月上旬，参谋本部已经确认，年内无法对苏作战，这样，南进问题立即提上日程。后来，美国情报人员也想到日本可能南进，但又设想日本的进攻矛头将是英荷两国的属地，而不会是美国。如果真正同美国作战，那么最有可能遭到进攻的将是关岛、中途岛和菲律宾，而不是夏威夷。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还是夏威夷的金梅尔和肖特，都未能充分理解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了解日本军方对政局的影响。 美方一直未能破译日本的海军密码，海军通信处只能以无线电测向、监听日本舰艇及部队的无线电呼号为基础，分析日本舰队的动向。应该指出，这种方法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海军通信处的工作也应该充分肯定。在1941年2月和7月，海军通信处曾两度失去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的踪迹，但海军通信处正确地判断，日本的航空母舰在日本本土水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海军通信处的自信，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情报分析人员的判断是正确的。当11月底12月初，美国情报人员再次失去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的踪迹时，海军通信处情报人员大胆地断言，日本的航空母舰正在日本的本上水域。到1941年12月1日，日本特遣舰队已经南下太平洋，而美国海军通信处的《国际形势简报》还认为日本对泰国采取早期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并认为由大型舰只组成的大部队以及航空母舰部队，仍留在日本本上水域。美国海军情报部远东科科长麦卡勒姆中校认为：“从整个形势看来，日本主要战略矛头所向，第一步是事实上支配和占领泰国，第二步大概是迅速进攻英属领地，例如缅甸和新加坡。”美国驻外使领馆和船民都报告，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发现了日本海军的踪迹，日本人在南进。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自信心。 海军情报部的意见对军方乃至总统的决策影响很大。11月巧日中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罗斯福指出， 日本人早就有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坏名声，要提防日本人这一手。2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斯塔克向总统递交了《关于远东形势的意见书》，预料日本将南进，特别是要侵人泰国。为了与之对抗，在加强菲律宾防御力量之前，美国应尽量避免对日作战。这份意见书表达了美国军方的判断。罗斯福同意发出最后警戒命令。海军部在给太平洋舰队的命令中指出：“日美谈判已经结束，估计日本将在最近几天内采取侵略行动，看来日军要对菲律宾、泰国或克拉地峡（马来半岛）或婆罗洲采取行动。”命令中唯独未提及夏威夷。12月7日，美国已经知道日本即将在下午1时递交备忘录的最后一部分，马歇尔下令通知夏威夷，日本可能于下午1时中断外交关系，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信官员大叫，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的话，第一份电报应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夏威夷。事实上，在日本的征服时间表上，珍珠港、菲律宾、泰国都是它的目标，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在日本长达数年的情报经营中，日本情报机构一直对上述各个地区非常感兴趣，围绕这些地区的情报活动一直在进行，很难说这些地区对日本来说孰轻孰重，只是因为山本五十六认为，停泊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是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必须首先清除，因此珍珠港才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首选目标。这样，战前日本情报机构对泰国、菲律宾、巴拿马等地的侦察活动，恰好成为掩盖日本进攻方向的烟雾，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噪声。 “你们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麻烦，在于你们把 日本人看作成人，并按成人对待，但实际上，日本人 还是孩子，应该像孩子那样对待他。”一位日本人对 一个美国人如是说，但他的警告却被当作无稽之谈。 美国情报人员迷失方向，美国的决策者在干什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他们了解吗？ 山本五十六在磨刀霍霍，罗斯福政府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估计日本下一步的战略，考虑美国可能采取的对策。只可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在通过别的途径不能解决问题时，国家才诉诸战争手段。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战争没有取胜的希望，那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中国军事家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日本人不可能不懂其中的道理。美国决策者正是从这种思维方法出发来决定他们的对日政策。美国政府期望能通过遏制的方法让日本人止步。当日本有进一步扩张的迹象时，美国派出了一支由4艘重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南下太平洋（1941年2月中旬）。当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后，美国又冻结日本在美资产（7月26日），对口石油禁运（8月1日），提出了《赫尔备忘录》，迫使日本撤出“满洲国”。其手段不可谓不狠，其措施不可谓不力，这种政策，同英法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绥靖不啻有天壤之别。 美国人之所以这么狠，是因为它期望能通过这种不流血的遏制政策迫使日本人知难而退。想打仗吗？好吧，你想一想美国的经济实力吧！如果你不想自取灭亡，那还是乖乖地就范吧。当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作出这一系列决策时，他们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人将会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对此，美国人是十分乐观的。 1940年10月万日， 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保证，驻菲律宾的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认为“这支即使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后，陆军部作出了一个过于自信的估计：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太多，人口仅是美国的一半，经济实力仅相当于美国的1川，日本同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们难以想像，一个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的日本怎么敢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打击。甚至在回想之余，他们也难以理解日本人这种极其莽撞的行为及其独特的性格。 美国人看到了美国和日本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日本人同样如此。讲到实力，山本五十六和东条英机们的理解并不比罗斯福和斯塔克们差。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胜日本，这一点日本人也知道；美国的战争潜力十倍于日本，这一点日本人也知道。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美国正在实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它庞大的工业潜力正一天天地转化成战争潜力，而日本的战争储备却一天天地耗尽。实际上，对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只不过，在对形势的判断上，美国和日本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1月初判断，美国与日本的海军力量之比为 10比7．5，开战时美国海陆军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大约是5500架，其中2600架用于日本方向，而日本只有2400架。1941年，美国的造舰能力是日本的4倍，如果开足马力，这种能力能超过日本的5倍。日军大本营估计，到1943年， 日本的海军实力仅为美国的一半，而到1944年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到 30％。在空军实力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只是美国的优势会更突出一点。时间对日本绝对不利，日本不能再迟疑不决了。如果现在就与美国作战，日本还有取胜的机会，但过了1941年，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因此，当罗斯福政府使用“拖”字术来与日本周旋时，日本作出了加快战争步伐的决定。这在美国人眼中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战争没有希望取胜，那就根本不直言战，唯一可取的就是坐下来老老实实谈判。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大和民族的国家观念和美利坚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国家和民族利益是等同的，而在日本，“联即国家”，维持天皇统治是第一位的。当时美国的贸易禁运已经使日本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国内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有一位海军将领说，如果美国继续对日本保持贸易禁运，日本只得一枪不发，向美国屈服。换一个民族，这种结局很可能出现，但是在大和民族，这种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尽管美国的强硬措施让日本政府十分难受，但是，他们却决不想在美日纠纷问题上作出让步。在他们看来，美国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比方说贸易禁运，冻结资产，这些措施格住了日本的脖子，而让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更是把日本几代人的殖民努力一笔勾销。这样，即使美国同意暂时取消对日本的经济封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他想什么时候让日本投降都成。这是决策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而且，如果不发动新的对外战争，天皇政权很可能被推翻，而这对日本统治者来说，也是不可能接受的。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已经失去取胜的希望，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仗更是螳臂当车，但是，只要能保住统治体制安泰，哪怕是国家化为焦土，统治者也不惜一战。尽管日本内部也有头脑清醒的人士，看到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们最后还是支持发动一场新的对外战争。如东条英机的幕僚佐藤少将就认为，立即与美国发生战争，实属下策，即使卧薪尝胆也不能真正解决日本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解决中国战场的危机，也不能解决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不过，如果没有胜利的可能性，那么，这条路虽差，但不能不走。“作为真正有打胜的前景，我当然主战；如果连胜利的希望都没有，那么发动战争就是胡闹了。”在11月初上台组阁的东条英机也曾反对发动战争。但是，当东条面临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问题时，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说：“当我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日益增加的力量，想到至今尚未了结的支那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觉得烦恼就没个尽头。我们都可以在国内高谈‘卧薪尝胆’，但是国民能忍受几个月？”如果日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用不了两三年，日本就会变成一个三等国，这是日本无论如何无法忍受的。东条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日本要想维持帝国的生存，必须开始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作战。”至于说这场战争的成败，那就顾不上了，反正，如果不打仗，那就只能听凭美国佬宰割，而冒险开战，则还有一线战胜的机会。而且，由于目前还储备了一些物资，随着时间的拖延，这些物资迟早会消耗完毕，时间对日本不利，迟打不如早打。军令部长永野代表海军发表意见说：“立即开战！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了！”这个时候开战，日本已经有所准备，而美国还是一个麻痹大意的国家，如果在这个时候通过突然袭击，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那么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再过几年，这种指望就一点都没有了。而这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绝对不可理解的。日本人毕竟属于另外一个民族，它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同美利坚民族完全不同。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对大和民族都全无了解。日后我们了解到，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也有一位先知先觉的人士，他要求华盛顿正确理解日本人，同时又向国内报告，日军可能偷袭珍珠港。他就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格鲁在美日谈判的关键时刻，曾发回电报，提醒华盛顿注意日本独特的民族性和思维方式。 他在电报中说：“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本大使预料日本将转回原来的甚至超过原来的立场。这样将会导致一次本大使曾称之为全力的、破釜沉舟的尝试，实际上是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使日本不受外国的经济封锁，而不愿屈服外国压力。了解日本民族性格和日本的日常心理状态的观察家们都明白，无疑这种突发事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格鲁说：“本大使的意图只在于，使美国不要因错误理解了日本对美国发动突然的自杀性战争的能力，从而卷入战争。民族理智决定了不能采取这种行动，但我们不能用美国的逻辑标准去衡量……日本的明智，日本的行动，可能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武装冲突成为不可避免，还会采用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袭击。” 格鲁想起了一位日本友人对他说过的话。这位日本人说：“你们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麻烦，在于你们把日本人看作成人，并按成人对待，但实际上，日本人还是孩子，应该像孩子那样对待他。”可是，华盛顿听进去了多少呢？当格鲁的报告发到国务院时，大家都设为他是小题大作，他们认为，格鲁是个可敬的但过于守旧的人，容易轻信，而且，他在日本呆的时间长了，对大和民族大概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他的任何报告都打上了亲日的烙印。谁也没有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至于说突然袭击的警告，海军情报部早就有过判断，因此不值得一提。它认为，日军已经陷在中国战场，无力开辟新战线旧本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尤其在飞机制造方面更是如此，要想扩大战争已是力不从心旧本忙于建设 “大东亚共荣圈”，在消化战利品之前，它不会再行扩张。这些估计，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常理看问题，日本不仅不应进一步扩张，而且应该收缩战线才对。但根据日本人的思维逻辑，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正因为日军陷于中国战场，它才要另外开辟战线以恢复国民“信心”；正因为日本的制造能力已经趋于极限，它才要进一步扩张以寻求新的原料供应地；也正是因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才向印度支那扩张，因为这些地区都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组成部分。占领这些地区，对美国的资源是一个沉重打击。“我们将建立起一道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敌人—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陆军参谋次长如是说。在他的影响下，原先反对发动战争的将军们一个个改变态度，日本终于下定了开战的决心。 明明是自己疏于防范，明明是自己玩忽职守， 可是，事发后，金梅尔和肖特却把自己打扮成替罪 羊，从而在美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马歇办曾对罗斯福总统说，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敌人的航空母舰、护卫舰和运输舰大约在750英里之外就会遭到太平洋舰队的空中打击，到200英里范围内，敌人将遭到各种类型火炮的打击、也许珍珠港的守军真有如此打击能力，但马歇尔没有意识到，美军的打击能力是建立在正确预警的基础上。如果太平洋舰队不能发现敌人的踪影，它何以能发挥自己巨大的战斗力？可悲的是，珍珠港事件前的太平洋舰队，恰好处于这种境地。 尽管奇袭珍珠港已经成为“常识”，海军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加强珍珠港的防御，令人惊异的是，日本特遣舰队还是真的完成了对珍珠港的偷袭。由于损失太大，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对日本海军只能退避三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会追查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这一次，罗斯福政府抓住了金梅尔和肖特。12月18日，罗斯福下令成立以罗伯兹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珍珠港事件的原因。委员会抽调了大量的证人，阅读了大量的卷宗，结果认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以及作战部长斯塔克，都曾以充裕的时间向珍珠港的陆海军将领发出过防止偷袭的警告，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珍珠港事件的直接责任在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和夏威夷基地的最高指挥官肖特中将，他们玩忽职守，虽然接到大量警告，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警戒。因此，金梅尔和肖特将军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都被解除军职，强迫退休，并接二连三地接受国会调查。这种待遇令人很不服气。很多人认为，金梅尔和肖特充当了珍珠港事件的替罪羊，是“罗斯福阴谋”的牺牲品。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场合为自己呜冤叫屈。他们问：华盛顿既然已经了解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那为什么不把这一重要情报通知夏威夷？出事后，为什么不让他们申辩，而把他们撤职了事？他们甚至说，愿意接受军法审判，以便在法庭上把事实真相讲B来，从而可以不当替罪羊。 在某种程度上，金梅尔和肖特确实是政府随手抓出来的替罪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珍珠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9小时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也遭到了日军的突然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麦克阿瑟毫发无损，没有人来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指责他失职。如果麦克阿瑟都可以原谅，那么金梅尔和肖特难道不更应该得到原谅吗？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麦克阿瑟成了远东美军的统帅，官至五星上将，金梅尔和肖特这种替罪羊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同样的突然袭击，为什么麦克阿瑟升官，而他们却不得不提前退休，离开自己一辈子效力的军队？谁能给他们解释清楚？金梅尔和肖特一直愤愤不平。 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这件事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人，只能是金梅尔，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人。麦克阿瑟的升官与金梅尔等人的解职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不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当然，你可以认为，罗斯福政府对金梅尔和肖特是不公平的，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是罪有应得。至于说麦克阿瑟升官，只能从麦克阿瑟的个人资历、菲律宾守军当时的状况以及麦克阿瑟的官运亨通来解释了。要知道，30年代时，麦克阿瑟就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了，马歇尔当时还是他手下的一个中校，而战争爆发前金梅尔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军少将，肖特也只是一个陆军中将。像麦克阿瑟这样的帅才，在美国屈指可数，而像金梅尔、肖特这样的将官，在美国可以随手抓出一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道理谁都懂得。再说，珍珠港的灾难，如果不是由于金梅尔和肖特的失职，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菲律宾的情况是，麦克阿瑟的警惕性再高，他的几架破飞机也不可能挡住强大的日本航空兵的突击。菲律宾是否遭到突然袭击，结果没有什么两样。这也许就是麦克阿瑟和金梅尔同病不同命的缘故。 当然， 金梅尔和肖特对美日谈判的详细情况不甚了解， 他们也没有得到全部“魔术”情报，但是，他们并不是对美日关系出现急剧变化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使华盛顿没有把详细情况通报给他们，但只要看看报纸，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嗅出当时弥漫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紧张气氛。华盛顿也不是没有向夏威夷发过警告。早在1940年6月，日本进占印度支那时，陆军部就命令夏威夷和巴拿马的美军基地保持必要的戒备状态。1941年2月，华盛顿又提醒太平洋舰队注意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10月16日，美国获悉日本近卫内阁已经总辞职，接替近卫的可能是东条英机。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立即电令美国海军各大舰队，要求它们进入戒备状态：“日本内阁总辞职可能会使事态严重起来。下届内阁可能由一些强烈反美的国家主义者组成……日本似乎认为，所以发展成现今这种绝望的局面是由美英两国一手造成的，因此，日本也有进攻这两个国家的可能性。鉴于这种可能性，你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戒备措施，但以不惊动居民和暴露战略意图为度。”第二天，斯塔克专门致信金梅尔，说在日本的动向明朗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警惕。11月27日，海军部又向金梅尔发出了那封著名的战争警告令：此电应视为战争警告，就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经终止，在以后的几天，日本很可能采取侵略行动。陆军部在给肖特的命令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战争警告，但指出，日本未来的行动很难预测，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在发生敌对行动前你应该采取你认为必要的侦察措施和其他措施，但以不引起居民骚动和暴露意图为度。电文最后命令肖特报告他采取了哪些警戒措施。此时，离日本偷袭珍珠港只有十多天，如果罗斯福政府真在策划什么阴谋，它是不会向珍珠港发出这种战争警告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华盛顿有意牺牲太平洋舰队，金梅尔和肖特又有什么理由让自已被“牺牲”掉？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有太平洋的心脏之称。罗斯福政府让太平洋舰队在此遏制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其任务是很艰巨的。金梅尔和肖特也都明白自己的使命，他们有责任保卫太平洋舰队的安全，不负国家的重托。即使华盛顿没有向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警告，他们就有理由让自己遭到突然袭击吗？珍珠港有自己的警戒设备，也有自己的侦察手段，太平洋舰队远离本土，完全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不应该依赖华盛顿。这个道理连珍珠港的下级军官都明白。肖特的情报参谋乔治·比克奈尔说：“一个指挥官，在面临当时我们面临的紧张局势时，有责任决定应该干些什么，而不应依赖远在华盛顿的某人说了什么。毕竟，他是被派出指挥夏威夷的部队，保卫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安全的。因此，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事实证明，不是华盛顿要有意牺牲珍珠港，而是珍珠港的指挥官们一再忽视来自华盛顿的警告，拒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而导致自己遭到突然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金梅尔本人后来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呜冤叫屈，但在偷袭发生两天后，他曾私下里告诉他的两个参谋人员，华盛顿应该做的正确的举措就是剥夺他的指挥权。 金梅尔和他的手下大大低估日本海军的远洋攻击能力，过分夸张了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的困难，认为日本研制不出适合于攻击珍珠港的浅海鱼雷，尽管斯塔克多次要求加强夏威夷的防空，并特别强调：“木要因为舰船停泊地的最低水深是10英寻（18．3米），就武断地认为可以免遭鱼雷轰炸机的攻击。”但是，金梅尔和他的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既然斯塔克在文件中提到“鱼雷大概不能在40英尺以内的水深行驶”，那么“珍珠港就不会遭到鱼雷的攻击”。结果，太平洋舰队没有在珍珠港安放任何防航空鱼雷的装置。金梅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我知道那种渡洋远征是有困难的，我知道日本航空母舰续航的限度。我对日本的攻击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很多疑问，我们收到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各种报告。我认为不仅我们，海军部所有的人都对日本航空队取得的成果及其攻击方法感到极为震惊……”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参谋麦克里斯也在国会作证说：“由于日本离珍珠港很远，补给上有困难，因而我们大大低估了它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尤其是英国航空母舰攻击（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后，我们曾考虑过日本对珍珠港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可能性，但由于珍珠港内水浅，飞机发射的鱼雷在到达调定深度之前得不到必要的行驶距离，攻击机也将会因防空炮火而遭到巨大损失，因而我曾怀疑这种攻击会成功。”他哪里知道，这个问题已被日本海军解决了。比起作出与美国开战，并长途奔袭珍珠港的决策来，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由于珍珠港的侦察力量有限，太平洋舰队事实上无法对夏威夷实施全方位的侦察，只能进行一个128度的扇面侦察。但在确定侦察范围时，侦察部门把力量集中在夏威夷的西南方向，而不是面对日本的北部和西北部。长期以来，人们就认为这些地区的防守很薄弱，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1941年3月在评价夏威夷的防务时曾建议从海岸到太平洋上300英里范围内进行昼夜空中值班，但事实上无法做到。帕特里克·贝林格不知道华盛顿曾发来战争警告这回事，也许金梅尔认为，太平洋舰队已经戒备森严，用不着再提醒他了。因此，在信号情报组失去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的踪迹后，太平洋舰队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预防措施。在珍珠港事件前，夏威夷处于最低一级的戒备状态。在福特岛的北岸，新近运到的陆军雷达按平常规定只操作3小时，其余时间关机。只有7架水上飞机准备在黎明前从福特岛基地起飞，沿瓦胡岛南岸进行反潜巡逻。“世界上最大的堡垒”的门户朝西北敞开。灾难就这样发生了。 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日本可能偷袭珍珠 港，可是，无论华盛顿，还是珍珠港，都没有珍惜这 “失去的四次机会”。表面上，这可视为人性的弱 点，但实际上，这只能说明美国的惰报意识太差。 如果说，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未能正确地判断出日军的进攻方向，以至于未能向珍珠港的守军及时提供预警，导致太平洋舰队在日军进攻面前手足无措的话，那么，珍珠港的守军由于情报意识差，未能保持必要的戒备状态，可以说是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偷袭发生前13个小时，曾有四次机会使珍珠港有可能免遭突然袭击，但都因为华盛顿的决策者和珍珠港守军麻痹大意而失去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1年12月6日傍晚及7日早晨（均为华盛顿时间，下同），看看珍珠港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深渊的。 12月6日，星期六下午，东乡外相向野村大使发出了第901号电报，通知他，一份重要电报即将发出，这就是对赫尔备忘录的答复。备忘录将分14部分拍发，向美方呈递备忘录的时间将另行告知，但大使馆应作好随时递交的准备。美国信号情报人员立即作好截收准备。东京外务省预告野村大使电报将分14个部分拍发，这预示着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情报人员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陆军部，可是，这份情报没有引起陆军部的任何注意，马歇尔将军也没有看到这个报告。 从晚上8时30分开始，外务省拍发了备忘录的前13部分。由于这些电文是译成英文拍发的，所以美国的情报人员在翻译这份电文时都感到庆幸。但是，当电文发到第13部分时，外务省却通知，电文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14部分，以及递交电文的确切时间，将在凌晨一起发出。看到这段电文，美国情报人员都愣在那里。备忘录前13部分已经把日本的意向透露得一清二楚。日本在电文中，已经十分傲慢地拒绝了赫尔国务卿在本周早些时候向日本提出的要求。外务省扣发电文的最后一部分，其潜台词非常清楚。电文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不用费劲就可以猜出来：“既然我们不能谈城，那么，除了断绝外交关系外，我们别无选择。在贵方收到此电时，大日本帝国向美利坚合众国宣战。” 前13部分的电文汇齐后，陆军情报部远东处处长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和他的助手卡莱尔·杜森伯里准备把电文向下列人员分送。他们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陆军情报部长谢尔曼·迈尔斯，作战部长杰罗将军，陆军助理部长哈维·邦迪，国务卿赫尔。这些都属于由陆军情报部分发的人员范围。而海军情报部的克雷默上校则负责把电文送给总统、海军部长诺克斯、作战部长斯塔克。 晚上8点左右，布拉顿夹着皮封套去找马歇尔，恰巧马歇尔不在，值班的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即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告诉布拉顿，将军回家去了。 “这份电报非常重要。”布拉顿说。 “根据以前的惯例，根据电文的重要程度，你可以送到他家中，也可以锁起来，等他回来再看。这由你决定。”史密斯说的确实是实情。他当时也没有资格看这些“魔术”情报。 布拉顿拿不定主意了。他在房里转了几个圈，最后说：“好吧，电报还不全，这是已经译出来的一部分，我先把它锁在保险柜里，他明天早上就能看到了。”于是，这份与日本的意图有着直接关系的电报就送进了马歇尔的保险柜，马歇尔没有看到这份电报，而其他人当然也看不成了。 克雷默的运气比较好。电文直接送到了罗斯福手中，当时他正在与哈里·霍普金斯聊天。看完电报后，他告诉霍普金斯：“这意味着战争。”于是，他立即拿起电话，要斯塔克接电话。不巧得很，斯塔克夫妇和他的副官夫妇都在大剧院里看演出，今天上演的是《学生王子》。总统不愿意把斯塔克用喇叭喊出来，与斯塔克的联系作罢。斯塔克是海军方面的统帅，陆军参谋长则是马歇尔，可罗斯福不想给马歇尔挂电话，因为他知道马歇尔的个性，他不愿与总统建立工作时间以外的任何关系，有话，请在办公室讲，连总统也不例外。总统尊重他这种个性，过去他也是碰过壁的。他曾经在星期六晚上打电话给马歇尔，可后者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了。 当时美国还没有建立空军，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罗斯福就依靠斯塔克和马歇尔指挥部队，他不能越过他们，去找他们的下级。既然找不到他们，总统也就作罢了，反正他是政治领导人，直接的军事指挥，应该由军事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他们应该比他更了解情况。因此，总统没有采取其他行动。 海军情报部长威尔金森正在家中待客，客人是他的同僚陆军情报部长迈尔斯及总统的海军副官。他们都有资格看这份电报，克雷默还是把电报给他们看了一下。三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结论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迈尔斯问了一句，马歇尔知道不知道？克雷默肯定地说，布拉顿上校肯定会送他一份，说不定布拉顿此刻就在参谋长家中呢！迈尔斯因此没有再问。 12月7日（星期日）凌晨，华盛顿州班市里奇岛海军侦听站的一位情报人员看到抄报机上的预警灯亮了，就对他的同事说：“瞧，来报了。”这是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正是日本致美国备忘录的第14部分。电报立即由电传打字机发至华盛顿，“魔术”破译了这份电报。布拉顿坐在陆军部，看了这最后一份电报。内称：“日本政府不得不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它不能不认为，已不可能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达成协议。”对这一段内容，布拉顿身为高级情报人员，却无动于衷。正在此时，另一份报文又送了过来。这是外务省给野村大使的指示：“请大使在当地时间7日下午1点将日方对美国的答复交给美国政府”，电文要求大使毁掉大使馆的最后一台密码机。布拉顿这才引起警觉。电报安排在星期日中午递交，时间安排得很嚼跷。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复威夷刚刚天亮，远东则还是半夜时分。一定是日本想在这时在太平洋某地发动进攻。天哪！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离最后时限只有4个小时了。布拉顿立即抄起电话机，要通了马歇尔家。接电话的菲律宾勤务兵西曼科说，将军溜马去了，夫人正在睡觉，不能打扰。能不能留下话来？这么机密的情报，布拉顿当然不能让一个勤务兵知道，他只是告诉西曼科：将军一回家，就立即开车到办公室来。 可是，布拉顿没有等到马歇尔。星期口溜马，是马歇尔的一项爱好，将军把它当作例行活动的一部分。他爱说：“我喜欢把筋骨好好活动开来。”没有特殊情况，他要溜好长一段路程。连他究竟到了哪里，也无人知道。 将军总算打电话回来了，他在迈尔堡听说办公室有事，于是与办公室取得了联系。布拉顿还是不能在电话上谈“魔术”的事，他只得恳求马歇尔马上回来。可是将军却说不急，他要淋浴，还要更衣。一直到10点半，他才出现在办公室，见到了正处于歇斯底里中的布拉顿，后者用颤抖的手，拿出日本的备忘录。 马歇尔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拿出他的老花眼镜。他不愿配眼镜，只戴这种老花眼镜，勤务兵往往一次给买上一打。这种老花眼镜无疑会影响阅读效果，布拉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他没有办法，毕竟要让参谋长读完电报。 备忘录太长了。前13部分马歇尔没有看过，他现在得从头看起，而布拉顿也没有想到把备忘录的最后一部分让他读。事件发生后，马歇尔说：“他们没有让我先看最重要的最后部分，而是让我从头看到底。”这样就费时间了。眼看已经是11点钟了，离最后时限只有两个小时了。马歇尔终于看完了。布拉顿又对马歇尔说：“你看那一点是否值得注意？”他说的是在下午1点递交备忘录的事。 马歇尔当然知道了，他显得心烦意乱，而此时迈尔斯和杰罗也走进了马歇尔的办公室。迈尔斯这才知道自己昨天晚上犯了多大的错误，作为一个情报部长，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 不过，现在离日本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有1小时40分钟，这个时候通知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完全能作好作战准备，至少不会等在港口挨炸。马歇尔决定通知他麾下的美国陆军。他身边有一部高频保密电话机，可以直接同各部队司令官通话。但他想，传递“魔术”破译的情报，用电话是太冒险了，这种电话以前曾被窃听过。于是决定发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日本人将于今日东部标准时间1点递交可视为最后通谋的照会，他们并已奉命立即销毁密码机。我们尚不明白定此时间是何含义，但务望随时进入戒备状态。”此时马歇尔的思维似乎还未像总统那样来得敏捷，恐怕他还未想到在这时就进入战争状态。他当然也未意识到，让太平洋舰队进入戒备状态的命令早已发出，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太平洋舰队收到这份“戒备”电报，后果与没有收到这份电报可能没有什么差别。 相比较而言，斯塔克的思维最为迟钝。马歇尔尚想到日本人可能会断绝外交关系，因此提醒部队有所戒备，而斯塔克根本就未从这份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中看出任何弦外之音，以至于当马歇尔与他通电话，通知他陆军采取的措施时，斯塔克竟然无动于衷，马歇尔不得不又花费了好几分钟来说服自己的同僚。他问斯塔克，是否愿意把这份电报同样转发海军部队，斯塔克又犹豫了。在他的记忆中，类似的戒备命令已经发得太多了，11月27日已经发过，后来他又亲自向金梅尔写过信，再发警报，会不会像那喊“狼来了”的小孩？不过，他最后同意马歇尔在电报的末尾加上“通报海军”几个字。斯塔克还主动提出，是否用海军的电报系统发报，马歇尔谢绝了，说陆军的通讯系统也不错，完全可以胜任。 布拉顿把电文送到陆军部文电中心，交给了爱德华·弗伦奇上校。但是，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马歇尔的笔迹十分潦草，弗伦奇根本看不清，于是又赶快与布拉顿一起研究参谋长到底写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这项工作也完成了。布拉顿回到陆军部，告诉马歇尔，电报将在半小时内全部发出。马歇尔还是心神不定，隔了一段时间又让布拉顿去看看，发报是否顺利，布拉顿回来说，一切顺利。马歇尔这才放下心来。好了，戒备命令已经发出，即使日本采取什么行动，他也不怕了。 可是布拉顿没有向他的上司说出实际情况。真实情况是，一切进展顺利，但夏威夷除外。由于天气不佳，至夏威夷的线路不通，弗伦奇无法要通夏威夷的陆军电台，他只得采用迂回的办法，通过商业通讯渠道把电文发了出去。夏威夷时间7点33分，美国西联电报公司檀香山分局收到了这份电报，但没有按急电立即送至夏威夷陆军司令官手中。等肖特中将收到这份电报时，已经是下午二时了，此时的珍珠港，已经是一片废墟。 华盛顿的最后一天就这样度过了，夏威夷的情况如何？ 6日傍晚6点30分（均为夏威夷时间，下同），肖特将军准备携夫人与他的情报参谋肯得尔·菲尔德夫妇共进晚餐，正要出发时，另一位情报参谋乔治·比克内尔来找将军，说他刚刚从电话里听到一段奇怪的谈话。东京的一位新闻官员打电话与火奴鲁鲁一位日本牙医的妻子聊天，电话里谈到了珍珠港内的飞机、舰队的数量如何，飞机晚上是否使用探照灯。此外，他们还谈到夏威夷的花卉情况。那个日本女人回答称：“现在是全年中开花最少的季节，然而，木模红和圣诞红现正盛开。”私人电话中涉及军事机密，且谈论花卉竟然要打越洋电话，这不能不引起比克内尔的怀疑。他觉得情况紧急，某种事情正在策划之中，以至于不能等到明天再向肖特将军报告。肖特和比克内尔讨论了一个小时，但一无所获。此时，夫人的汽车已经在门外等了他一个小时，早就不耐烦了，他决定将此问题暂时搁置，明天再议。本该引起肖特重视的第一次机会与他失之交臂。 7日凌晨3点42分，此时日本舰队距珍珠港275英里。扫雷艇“秃鹰”号发现在珍珠港港口外边有一架潜望镜，立即和驱逐舰“华德”号冲上去搜索，但一无所获。无论是“秃鹰”号还是“华德”号事后都没有报告此事，它们都认为可能是弄错了。但是，“秃鹰”号并没有弄错，它看到的正是一艘日本小型潜艇。第二次机会就这样悄悄地溜过去了。 清晨6点45分，日本特遣舰队此时距珍珠港180英里。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华德”号在港口外击沉了一艘奇怪的潜艇，一架海上巡逻机也参与了战斗。6点别分，“华德”号舰长奥特布里奇用无线电向第14海军军区报告：“我们已向在防御区活动的潜艇投放了深水炸弹。”也许他觉得自己的措辞不够强烈，两分钟后，他再次报告：“我们已向在防御区内活动的潜艇发动攻击，炮击并投放深水炸弹。”金梅尔的参谋长约翰·厄尔在7点12分收到了这份电报，但他本采取任何措施。理由是，在过去的一周内发生过3次类似的事情，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 7点钟，日本飞机距珍珠港137英里。两个正在摆弄雷达的士兵突然发现：一支有很多飞机配合的舰队正向岛上席卷而来。他们打电话给情报中心，值班的是一位对雷达一窍不通的年轻尉官。他记起今天早上曾从收音机里听到过KGMB广播电台播放过夏威夷音乐。每当有飞机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电台里总要播放这类音乐。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合乎常情的判断：雷达上出现的一定是自己的飞机，因而命令那两个士兵：不要操心。那两个土兵继续玩着雷达。他们发现，飞机越来越近了。到7点39分，它们从雷达上完全消失了。因为距离太近了，雷达不再能发现它们。第四次机会失去了。7点55分，第一批日军的炸弹落了下来。 偷袭珍珠港一剧谢幕了，美国人关于灾难起 因的争论也开始了。是出于人性的弱点，还是一 群笨蛋干的蠢事，抑或是罗斯福的阴谋？美国人、 日本人、中国人，对这件事各有说法。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由于大西洋天险的存在，美国是一个世外桃源，战火不会烧到美国人身上，只要美国洁身自好，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是，珍珠港事件把美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珍珠港事件后一天，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议。这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是难以想像的。山本五十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了罗斯福政府一票，解决了令总统头疼的一个难题。 珍珠港的基地毁了，太平洋舰队大部分沉入了海底，美国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虽然还很遥远，却不是不可指望的。照理说，珍珠港事件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自12月7日那个耻辱性的事件发生后，珍珠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人们的话题。美国国会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事件的起因。日本人的偷袭是如何得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遭到突然袭击？人们对这些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令所有的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美国人怎么了？难道他们真的如此好奇吗？ 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当事人，当时的陆军情报部长迈尔斯将军在事后曾说起这个现象。他说：“英国人事先多少料到他们的将军们会干蠢事，因此，在大难临头时，他们并不真正感到突然。他们并没有热衷于寻找替罪羊，而是盼望出现奇迹，祈求上帝搭救他们平安渡过难关。那就是他们如此感激敦刻尔克撤退的缘故。与此相反，美国人则指望他们的将军出类拔萃，永远不出差错。因此，一旦大难临头，他们就追查谁在搞阴谋诡计。这不可能是我们的将军或者广大指战员搞的名堂，一定是有人在什么地方干了卑鄙勾当。谁是阴谋分子？那就是为什么大家对珍珠港事件发了疯似地猜疑不休的缘故。” 迈尔斯此言揭示出美国人的一种典型心态，那就是凡事都喜欢追根究底。从科学发现来说，喜欢寻根究底是发现的源泉，没有这种好奇心，科学是永远不会发展的。试想，如果不是牛顿好奇，那么苹果为什么落地也许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但是，如果换一个说法，追根究底实际上是不愿相信别人对客观事物的解释，也是一种猜疑心理或是阴谋心理的体现，认为其他人的解释都是弥天大谎，只有自己能发现真理，戳破这种谎言。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美国人调查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结论是：美国政府为了一帮军火商的利益，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这就是美国在30年代奉行名义上中立实际上是孤立主义政策的原因。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政府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何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珍珠港事件确实有一连串的巧合，巧得让人难以相信。比方说，美国人民不愿参加战争，而美国政府却千方百计要把美国人民引入战争中去，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孤立主义政策彻底破产，罗斯福政府的阴谋得逞。难道真有这么巧？难道日本人真愿意帮美国政府这个忙，让强大的美国人来打败自己？在猜疑心很重的美国人心里，珍珠港事件肯定不会如此简单。珍珠港事件距离今天虽然已经有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的风云中，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的正式调查不下四次，积累的卷宗有几英尺厚，写下了几十本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他们的书中指责美国政府要弄阴谋，故意设下圈套，让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守军的重大损失，从而把美国人引人战争。后来有人把这种指责归结为“罗斯福阴谋论”。提出这种阴谋理论的首先是一些孤立主义分子，因为美国参战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他们对此不满，因此希望对珍珠港事件有一个不同于官方的解释，藉此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正确的。 孤立主义分子首先发难，学术界就紧紧跟上。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查尔斯·比尔德的历史学家。这位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就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美国人的典型。本来，美国史学界对一些历史问题都有现成的解释，可是，这位比尔德先生，不唯书，不唯上，敢于独树一帜，对许多现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修正”史学界的错误认识。比尔德勇于探究真理，在历史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后来比尔德自成一派，成为美国“修正学派”的鼻祖。在这位老先生“修正”的命题中，就有珍珠港事件的起因解释。他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的苦肉计。罗斯福明明已经知道日本要进攻珍珠港了，可是他偏偏不向珍珠港的守军发出警告，让他们造到袭击，从而把战争责任推到日本身上，最终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他又把夏威夷的陆海军将领如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夏威夷陆军基地司令肖特革职，让他们充当替罪羊。比尔德此言一出，立即在美国朝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会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实际上主要是寻找证据，证明确实有人在搞阴谋，要把美国拖入战争。 鼓噪“罗斯福阴谋论”者，除了美国人自己外，还有珍珠港事件的始作确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人。这个缺乏历史责任感、永远不肯面对现实的民族，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圣战”，要把英美帝国主义从东亚赶出去，救东亚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由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他们也知道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突然袭击或者不宣而战更会在历史上留下千秋骂名，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承认珍珠港事件是突然袭击。当美国人自己乱了阵脚，为珍珠港事件提出了一种“阴谋”理论后，他们就来劲了，觉得所有的罪孽都可以推到罗斯福政府身上。在鼓噪“罗斯福阴谋论”时，他们最为起劲，不断为“修正学派”摇旗呐喊。这里面最有名的当数两个人，一个是编撰《大东亚战争全史》的服部卓四郎，他编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证明太平洋战争是迫不得已的，美国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另一个人名实松让，太平洋战争前后任日本驻美国海军武官助理人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夜》的作者。他在书中对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计划和日本军队创造的奇迹津津乐道，却又倒打一耙，说山本五十六的计划早已被美国人掌握，日本是上了美国的当。在他看来，似乎是先有美国政府的阴谋，然后才有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设想。实松让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仅中文译本就印了十几万册。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爱读外国学者的作品，喜欢从外国学者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这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有些学者存在一种崇洋思想。外国的月亮比起中国的，要圆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起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似乎也更新奇一些。他们宁愿全盘吸收外国学者的观点，而不考虑其是否客观，是否公正。在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研究上，就存在这种倾向。日本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战争责任却在战争的受害者身上。那么，根据这个逻辑，中日战争也是中国军队首先挑起来的，日本“进驻”中国，是为了“保护侨民”。难道我们也应该承认日本人的观点，为日本“平反”？如是，我们如何对得起惨死在侵略者铁蹄下的3000万冤魂？就珍珠港事件而言，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准正谁邪也是一清二楚，只要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这个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不妨问一声：罗斯福是否真的知情？美国情报机构在战前掌握了日本的偷袭计划吗？这是“罗斯福阴谋论”是否能够成立的焦点。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在战前就掌握了日本政府偷袭珍珠港的计划，那么毫无疑问，是罗斯福蓄意制造了珍珠港事件；反之，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掌握日本的偷袭计划，那么，罗斯福的阴谋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美国虽然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但对日本军方的电报，美国并不能阅读，当然也无从知晓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意图了。 珍珠港事件后，肖特与金梅尔都被撤职，斯塔克也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但斯塔克并未像前两者那样，产生替罪羊的念头。在他告别人世前，有人问斯塔克，当年是否与马歇尔一道，同总统密商过引诱日军来进攻美国。斯塔克说：“我认为这种问题是对我们的莫大侮辱，那种说法不对，因为我们既然都是优秀军人，我们就得服从任何命令。我同罗斯福总统吵过两次。我同他在50艘驱逐舰问题上搞得很僵。海军有句老话：有话尽管说，命令要执行，还得乖乖地应一声‘是，是，长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你的确有过断然拒绝和不愿照着干的时候——我就确曾有过，特别是执行命令就要牺牲我们的部队，把它们搞垮的时候。要说我们会听凭总统一意孤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么，总统究竟有没有不让他或马歇尔给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发警告呢？斯塔克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其神志清楚。他肯定地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你可能很想知道，11月25日我写好战争警告电报并下令发出时，我甚至没有报告总统，这表明我们真的是多么无拘无束。我的确曾同海军部长诺克斯非常仔细地推敲了一遍电文，我自己又非常认真地琢磨了一遍。不过，发那份电报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后来才给总统挂电话。因为我考虑：‘对了，最好还是把我发战争警告的事情报告总统。’我把电报读给总统听．他说：‘贝蒂，我同意。”’ 在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能避开日本的偷袭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资爹骂娘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高级领导作了或者没有作什么，反正是曾经有过这些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坐失这些良机，并不是由于品性邪恶或者是无能，而是由于人毕竟是人。”把美国的失败提到人性的高度，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的，这在西方学术界颇为风行。比之于“罗斯福阴谋论”，这种观点当然让斯塔克们大为宽慰，但其必然结论却是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这样，金梅尔和肖特等一班玩忽职守者也没有了罪责。美国人就是这样，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是，如果珍珠港的守军有足够的情报意识，这失去的四次机会，每一次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使珍珠港免遭突然袭击，每一次机会都足以让“罗斯福阴谋”破产，如果真有这种阴谋存在的话。遗憾的是，每一次机会都静悄悄地从金梅尔和肖特手中滑走，他们身上的罪责注定是无法洗清了。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美国人留下的教洲是永恒的。美国人从中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改进美国的情报工作作好了心理准备。 ------------------ 123456网文网 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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