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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兵败长津湖（ 1950年11月） 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向长津湖发动了圣 诞节攻势，结果遭到中朝军民的迎头痛击。圣诞 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失败。 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一号大楼得意洋洋地向新闻界公布了一项新的战争计划：前进到鸭绿江畔，合围朝鲜人民军主力，结束朝鲜战争。他告诉新闻记者：“‘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对新投入战斗的赤色军队实施的大规模包围目前正接近决定性的阶段。我们的各种空军部队在钳形突击中担负着封锁敌人的任务，最近成功地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敌人补给线。东路部队也正在向前推进，目前也抵达北朝鲜中部对敌进行包围的位置。西路部队准备向前推进并完成合围。此举如果成功，将达到结束朝鲜战争的目的。”翌日，麦克阿瑟成了各大报刊的风云人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构报道了这条消息。 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结束战争是麦克阿瑟的梦想。对他而言，他并不急着赶回美国去过圣诞节。他从美国陆军参谋长一职卸任并到菲律宾任职以来，已经15年没有回国了。家乡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他只能从记忆中寻找了。可是，他想到了他的美国小伙子。这些小伙子，有的刚刚从美军中复员，又匆匆穿上征袍，来到这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执行杜鲁门总统为他们规定的据说是一场“警察行动”的军事任务。现在，感恩节已过，圣诞节转眼就到，他多想让这些小伙子早日回去与家人团聚。麦克阿瑟充分考虑到了部队的思乡情绪，在感恩节那天，他特地下令，前线的部队必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内容必须有鸡尾酒、烤小公火鸡加酸果酱、红薯和水果色拉等物。23日那天，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远处还可听到隆隆的炮声，但前线的美国部队却是其乐融融，一派节日的气氛。麦克阿瑟自己也从东京赶到第8集团军设在新安州的指挥部，与第8集团军军长沃克中将共商军情。沃克也同意，战争即将结束，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则说：“战争本来可以在感恩节前结束，现在，由于中共军队的出现，战争大致将在圣诞节前结束。”麦克阿瑟转身摸了一下一条德国纯种小狗，说：“这里是冰天雪地，我们很快会离开这里的。 小狗也会高兴呀！ ”然后，他又拍拍沃克的肩膀：“第8集团军正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沃克将军，这是你一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机。胜利等待着你，战功等待着你。你的命运就是战争的命运，好样的！干吧。”听完麦克阿瑟的话，大家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中午，大家在沃克的司令部里开怀痛饮，庆祝这场即将结束的战争的胜利。惠特尼说：“明天是感恩节的第二天。今天美军过了一个节，明天开始总攻。历史会记下这难忘的一天。” 惠特尼没有说错，历史会记下这难忘的一天。不过，这一天在美军的历史上并不是辉煌的一天，也不是胜利的开始，相反，它却是美国一连串失败的开始。当时，麦克阿瑟的“豪言壮语”被人们当作信心的体现，而今天看来，这些“豪言壮语”充其量是一些笑料而已，并没有为他的个人档案增加什么亮色，以至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要以麦克阿瑟的狂妄开始这新的一章。 进军令已下，11月24日8点，“联合国军”争先恐后地向鸭绿江挺进。两天时间内，西线第8集团军的第24师向前跃进了10英里，中部的第2师也不甘示弱，向前挺进了10英里，唯有东线的韩国军队进展缓慢，致使第8集团军与东线的美国第10军之间的缝隙更大了，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缺口。第2师的指挥官劳伦斯·凯泽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来缩小这个缺口，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从东西两线向“联合国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军号声、哨子声和枪炮声响成一片，毫无思想准备的“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到12月1日，志愿军共歼敌1．5万人， 美第2师被歼过半，失去了战斗力，美第 25师被歼1／3，第8集团军开始土崩瓦解，“联合国军”被迫南撤。 消息传到华盛顿，一直关注着朝鲜战事的美国政府顿时乱作一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从1950年11月到12月这60天，是我们职业军人生涯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刻。”“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所有有关总统的顾问，不论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 对于中国可能干预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从美国政府决定介入朝鲜内战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注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担心中国会出兵朝鲜。美国希望，在中国和苏联不介入朝鲜战争的情况下，由美国武力统一朝鲜，迅速结束战事。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杜鲁门总统还不远万里，于10月15日来到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会晤，听取他的见解。麦克阿瑟向他保证说，中国人干预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假如他们在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也不必再毕恭毕敬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很可能不超过10万～12. 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6万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料到，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一切就都颠倒过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场爆发于朝鲜半岛的内战，被美国政府认 定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美国政府因而作出 了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从而在一开始就为这场 战争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1949年5月和6月，美军相继撤出中国和南朝鲜，1950年1月，艾奇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是从菲律宾经日本到阿留申一线。至此，美国在远东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政策调整。然而，时隔不久，美国这项政策便遭到严重冲击。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美国的远东政策进入一个急剧调整的时期。 如何认定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美国政府作出一切有关政策的决定性的并且贯穿始终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战时结成的“伟大的同盟”已经瓦解，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热战结束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又开始了冷战。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陪同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批柱”的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大肆攻击，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了下来”，铁幕后面国家的人民正在忍受着痛苦，而美国应当与讲英语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此言一出，立即在世界引起重大反响。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发表谈话，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式对立。随后，双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集团，这就是北约和华约。到50年代，两大军事集团已经多次发生对峙，在柏林，在伊朗，两大集团剑拔夸张，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双方在走到战争边缘时都后退一步，战争没有爆发。可是，留在双方心中的疑心却越来越重。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认为，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的大片领地，’‘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坏美国的完整和活力”。面对这种威胁，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美国决策层出现了一种危机意识。美国情报部门判断，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凡是东西方有接触的地方都可能遭到苏联的进攻。因此，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就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起的，北朝鲜在采取行动之前不可能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认可。美国政府认定，苏联的目标是清除北亚大陆上最后一个残存的反共桥头堡，损害美国和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这场战争非用武力不能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军方的反应更是强烈。大战结束后的几年，美国几乎没有打过真正的局部战争，军方领导人的头脑中也没有有限战争的观念，认为只要爆发战争就是世界大战。当朝鲜战争一爆发，他们立即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开始了，苏联要同美国一决雌雄了。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权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如不采取行动保卫朝鲜将是绥靖主义。历史证明绥靖行动是接啤而至的，其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一位名叫格兰·佩奇的历史学家贴切地写道：“做出有关朝鲜的决定的真正依据几乎同朝鲜本身毫无关系。”美国决策者认为，扔下南朝鲜不管是错误的。美国除了反击外，别无其他选择。这种错误的历史类比方法，从一开始就使美国决策者误入歧途。 但是，美国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决定。苏联的扩张必须得到遏制，但美国并不希望美苏之间发生一场热战。艾奇逊指出，过去三天所作出的决定很可能将美国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中去，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杜鲁门于6月26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政策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亦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和27日通过的决议里。在给美国远东海空军的第二号指令中，美国将战争目标规定为“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当美国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称“朝鲜发生的事情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它反对其他国家干涉朝鲜内政”时，华盛顿总算如释重负：苏联将不会介入战争。 中国的态度是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另一个因素。由于中朝是邻邦，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在决定干涉朝鲜内战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有关部门甚至认为，如果会有哪一方面介入朝鲜战争的话，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比苏联还要大。中央情报局7月8日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苏联不会公开卷入朝鲜战争，但它有可能“秘密或公开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 ， 如果苏联要求中国采取行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唯命是听。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部署允许它对朝鲜进行干预……以不加警告的方式进行。”8月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向杜鲁门呈递了一份报告，承认中央情报局对其他国家是否会干预朝鲜问题无法判断。报告称，一个月前，在汉城组成了一个由50名苏联人、20名中国人和刊名朝鲜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这是外国军队准备进入朝鲜的一个“可能但又不确定的迹象”。但是，报告也承认，自1946年以来，中共就在北朝鲜设立了一个联络处，即使这个报告是真的，它也不一定表明中国人、俄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进展。尽管如此，中国可能会参战就像一把剑一直悬在美国决策者头上，在决策时他们不能不考虑中国政府的态度。当安理会通过制裁北朝鲜的决议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跃跃欲试，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说实在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刚刚从大陆败回台湾，可以说是自顾不暇，蒋介石之所以急于向朝鲜派兵，只不过是想借机把美国与国民党这艘快沉的船捆在一起，这与杜鲁门的想法恰好背道而驰。美国还担心，让国民党参加朝鲜内战可能会刺激中国政府。于是，美国拒绝了国民党政权派兵参战的要求。杜鲁门批准的不准美国空军飞越朝鲜北部的边界进行侦察活动，同样含有不刺激中国的目的。 美国政府不准备“刺激”中国，但是．它却认为 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又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 海峡，从而使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可避免。 但是，事态并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美国政府决定卷入朝鲜内战后，中国参战已成必然。因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在退出中国后，于1950年再次卷入中国的内部纷争。 1950年五月5日，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杜鲁门除了申明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外，还就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尾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原文“美国目前无意…”中的“目前”是杜鲁门听取了布雷德利的意见后加上的。布雷德利的理由是，以后中共可能南下，美国届时可能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杜鲁门本人已经把国务院起草的原稿中“美国无意”一词由将来式改为现在式，再加上“目前”二字，其含义更加明确。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留有尾巴的声明在美国政府内部也遭到很大反对。军方强烈反对政府放弃台湾。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作出决定：过去制定的、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不让苏联得到台湾的应急计划的有效期应延长到1951年底。国防部也连续多次提出建议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目的政策声明，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苏联已经“接管”中国，为了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必须把一个由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得到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不惜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这一观点发表意见。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形成最后的政策性文件。 决定性的改变发生在朝鲜内战爆发后。6月25日，美国政府作出干涉朝鲜内战的决策，同时，艾奇逊建议总统下令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此举意在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也阻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他还说美国不应与蒋介石拴在一起，台湾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他的建议得到军方及国务院和国会代表的支持。 杜鲁门只补充说，台湾的地位也可由对日和约决定。6月 27日杜鲁门公布了上述决定。在向报界公开发表的谈话中，杜鲁门称“共产党的部队占领福摩萨（指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台湾的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这样，本来是中国领土的台湾，在杜鲁门的辞典里就成了一块地位没有确定。其命运有待国际社会裁决的“飞地”，从而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了。艾奇逊后来说，“我们认为福摩萨（台湾）不能局限为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到我们对目前共产党控制亚洲中心的态度，从我们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安全出发，我们必须反对这个野心。”他还声称，如果这个岛掌握在俄国人手中，将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俄国问题的一部分。7月2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台湾问题，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杜鲁门批准了三项具体建议，包括给予国民党政权广泛的军事援助，恢复在中国海岸作侦察飞行。“以确定对福摩萨攻击的紧迫性”。7月五日，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了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后，立即发表声明，宣称“中美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有效合作已经安排就绪，防止台湾受到“侵略”，是他的使命。麦克阿瑟的声明使华盛顿大吃一惊。8月26日，麦克阿瑟又引爆了另一颗“炸弹”，他在致“第五十一届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中，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要求政府采取更激烈的对台政策。 美国不仅公开声明支持国民党政权，还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8月25日，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奉命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称台湾的实际地位是“一块由于盟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取自日本的领土。像其他同类领土一样，在国际行动未决定它的命运之前，它的法律地位是不能够确定的”，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海峡两岸‘问样是不偏不倚的中立行动”，其目的是维持和平，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信中还威胁说，如果有人要诉诸武力，台湾将不会平安无事。 美国针对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毛泽东还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我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员，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针对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8月24日周恩来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杜鲁门避免”刺激”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他没有料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已经忍无可忍，中国受到的刺激已经够强烈了，任何针对中国的行动都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尽管朝鲜内战初期的形势对北朝鲜有利，中国政府还是作了必要的防备。7月7日和7月10日，中国两度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战场形势和保卫国防问题，中央军委于13日作出了《关于东北边防的决定》，组织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并在必要时支持北朝鲜作战。从8月中旬开始，中国新闻媒介频频暗示，如果有必要，中国人民将保卫朝鲜，抗击侵略者。此后，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谴责美国海空军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而美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9月26日，美国政府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根据联合国核查的结果，对美国飞机“误炸”中国领土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美国认为，中国领土上挨了炸弹，心中有气在所难免，美国只要出几个小钱就可以把中国人心中的怨气平息下去。它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就像一个手持利刃的强盗想用几个小钱收买那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让他放弃自卫。美国政府太傲慢了。 汉城“光复”了，三八线近在咫尺，美国何去何 从？北进，中国会不会干涉？对此，美国政府还在 犹豫，而麦克阿瑟已经急不可耐了！ 9月匕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从而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朝鲜战场的形势出现逆转。朝鲜人民军措手不及，步步败退。9月对日，“联合国军”攻入汉城。经历两次战争洗劫的汉城已经是一片废墟，但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赫赫武力，麦克阿瑟还是决定举行盛大的检阅仪式，庆祝“联合国军’的胜利。29日上午10点，麦克阿瑟的座机在汉城着落，麦克阿瑟携夫人走出飞机。他穿着一件熨得服服贴贴的野战眼，没系领带。在礼宾的引导下，麦克阿瑟上了一辆雪佛莱轿车，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则上了小吉普。街道旁边站满了列队欢迎的士兵和市民，由于汉城刚刚“光复”，虽然先期入城的美国军队和韩国军队已经大开杀戒，清洗了一批“赤色政权”的拥护分子，但是，麦克阿瑟还是担心有人行刺。因此，车队开得飞快，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车队已经一晃而过，直到国会大厦门口才冥然而止。大厦的主厅里已经挤满了出席观礼的人群，他们中大部分是美国军官和韩国军官，只有少数的外交官。 12点，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手挽手进入国会大厦。麦克阿瑟走上讲台，俨然以大韩民国的保护人自居。他对李承晚说：“我很高兴能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把你的政府所在地归还于你，在这里你可以更好地完成宪法赋予你的责任。”而李承晚则紧紧地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崇敬你！我们像民族救星一样热爱你！” 闹哄哄的仪式终于结束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对此，麦克阿瑟心里有数，李承晚更是跃跃欲试，而华盛顿还在犹豫。他在考虑，中国人会怎么行动？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麦克阿瑟能如期结束这场“警察行动”吗？对此，他们心里真是没有多少底。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中国是否会介入朝鲜战争，对此它也作出过多种估计。在内战爆发一个月后，美国军方就制定了一个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战的应急计划。国务院政策研究司的乔治·凯南在6月30日就指出，如果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美国将有合法的理由对中共直接与朝鲜有关的目标发起空中和海上攻击。他的观点写入了7月1回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号文件中。8月1日，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将中国在三八线南北的行动作了分别界定。备忘录建议，如果中国军队占领了北朝鲜，“联合国军”的前进目标应以三八线为界，如果中国军队出现在三八线以南，只要“联合国军”能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它应继续前进。备忘录还建议，如果中国军队出现在三八线以南，美国应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谴责中国为入侵者。这份备忘录后来被写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脱一五号文件，9月11日由杜鲁门签字，9月对日作为作战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参联会在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中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了他们重占北朝鲜的意图，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警告不能攻击他们的部队，那么你应立即向华盛顿请示。如果在三八线以南有中共的主力部队公开或秘密参战，只要你的部队的行动有可能成功地顶住敌人，你就应继续打下去。若在三八线以南出现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企图使用小股部队，你们应继续目前的行动。”命令最后指示麦克阿瑟“要特别努力查明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对你达到的（目标）是否有威胁，如有，应作为紧急情况向参联会报告。”实际上，美国政府不相信中国会出兵朝鲜。 美国政府在判断中国的意图时曾作出几个假设判断，这是它认为中国不会出兵的原因所在。其一是它认为，中国在朝鲜没有直接利益，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没有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坐视不管， 当“联合国军”逼近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也一再公开发出警告，但美国决策者认为，这充其量不过是“恫吓”，至多是对美机“误入”中国领空表示愤慨。美国决策者决不会懂得，当美国政府决定干涉朝鲜内战时，它已经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朝鲜历来是外国势力入侵中国大陆的桥头堡，中国和朝鲜实际上是一种齿唇相依的关系。美国决策者可能记不清日本侵华的历史，但中国领导人却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甲午战争和“田中奏折”。2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那份著名的奏折里，露骨地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是如何开始鲸吞中国的？不就是依靠朝鲜作跳板嘛？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首先就是从朝鲜人手，这才有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朝鲜成了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当美国决策者决定跨过三八线，以武力统一朝鲜时，中国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威胁，更不用说美国飞机对中国领土频频轰炸，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口出狂言了。美国决策者无法从中国的立场理解中国的事务，这是他们失误的根源。 其次，美国决策者又错误地将中国同苏联捆在一起。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苏联阵营的一部分，北京事事都听命于莫斯科。艾奇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虽然具有一致性，但这两个党都是民族主义政党，国家利益的冲突将导致这两个党的分裂不可避免，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改变了看法。在1950年春，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依斯大林的旨意行事。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就认定，苏联是首犯，而中国是帮凶。如果苏联要求中国参战，“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唯命是听”。当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苏联不会参战，美军进行仁川登陆，“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苏联均无动于衷，美国决策者更是放了心。他们认为，没有苏联提供海空支援，北京将无法发动一场战争。到10月中旬，美国政府认为，苏联不仅不会卷入朝鲜战争，反而有迹象表明它正在竭力避免介入这场战争。既然苏联不会介入朝鲜战争，那中国也不会贸然行事。 其三，美国政府在估计中国的意图时，总是过分夸大中国内部的困难，低估中国的实际能力。7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华北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维持国内治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不可能在朝鲜大规模部署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还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争年代取得的战斗经验不适合现代战争。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自身没有力量干预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参加朝鲜战争，势必加强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控制。而且干涉的风险太大，如果干涉失败，中国内部的批评者将指责政府为苏联火中取栗。艾奇逊也说，当苏联在中国东北占支配性地位的时候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简直是发疯了。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称中国军队在缺少空中和海上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可能有效，但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军队也在向东北调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意图是在朝鲜进行全面干预。这份情报最后认为，中国人不会进入北朝鲜同“联合国军”对抗，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共产党人在朝鲜进行全面干预仍有可能，但除非苏联想打一场全球战争，否则这种行动在1950年不可能出现。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列举了一大堆中国不会干预的理由，尤其是中国政府害怕与美国交战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的国内计划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该政权的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损耗而受到危害。”远东军事情报处的一份报告也支持这种说法：尽管中国和苏联在朝鲜有一系列重要的利益，中国也发表了“一些喧哗的公开声明，但还是下决心木再进一步花巨大代价撑持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 如果说上述估计都是美国人的自言自语、痴人说梦，在中国还没有实际举措的情况下，这些估计还有几分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到9月底10月初，中国政府明白无误地发出威慑信号后，美国政府依然固执己见而不改初衷，那就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了。随着“联合国军”步步向三八线逼近，中国政府开始发出警告：中国对于朝鲜的局势决不会坐视不管。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永远站在朝鲜人民一边。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迪，并与他共进晚餐。当时，与中国建交同时又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仅有印度，而且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国际社会声誉日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印度与美国取得联系，最起码要使中国政府的意图让美国人知道。聂荣臻说，中国人民不打算袖手旁观，坐视美国人直逼中国边境，“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除了起而抵抗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 ” 播尼迪提醒说，战争打起来破坏性很大。聂荣臻笑着说：“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那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也许会杀死几百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可能捍卫独立的。”美国的空中优势虽然明显，但是仅靠空军是无法赢得战争胜利的。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9月30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向美国政府公开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也不会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凌晨，潘尼迦在睡梦中被唤醒，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周恩来正等着他的到来。在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如果说在此前中国政府还是通过私下里的渠道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话，那么，此刻的潘尼迦已经明白，中国政府正通过他正式向美国发出警告。 “朝鲜战争应该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周恩来继续说：‘哦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最后，周恩来以明确的语气宣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将出兵参战。我们希望大使先生向贵国总理尼赫鲁先生报告，并请转告美国和英国政府。” 中国发出的警告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英国，又传到美国驻英使馆。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了杜鲁门和军方领导人，并转告麦克阿瑟。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中国事务的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美国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中国介入的危险。但是，美国决策者的看法却与之相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决策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艾奇逊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对此加以否认，周恩来的谈话不应该用来动摇美国的决心，“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中央情报局长比德尔·史密斯也认为：“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和中国的部队正在向满洲运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全面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美国军界认为，苏联或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要冒世界大战风险的，苏联尚未做好为了朝鲜而冒险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杜鲁门也怀疑潘尼迦的报告。他认为，潘尼迦是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的观察家的话来对待，潘尼迦充其量只是共产党的一个传声筒。而且，联合国第二天就要表决一项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中国很可能是想唬一唬联合国。但实际上，杜鲁门很清楚，潘尼迪的报告之所以不可信，并不是因为潘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在9月份，潘曾说中国不会干涉朝鲜事务，当时谁也没有说他的看法不公正。仅仅一月之隔，潘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信誉变得如此之差，只是因为他发出的警告太不合时宜了。“联合国军”眼看就要统一朝鲜了，在这个节骨眼怎能因为他的一个警告半途而废呢？7个月后，艾奇逊在国会作证说，他和其他在华盛顿能够接触情报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可能的是不介入，而不是介入”。因此，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继续执行9月27日的训令。10月五日，南朝鲜军队首先跨过了三八线，10月7日，美国军队也越过了三八线。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麦克阿瑟：“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只要在你指挥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指令还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这样，麦克阿瑟就指挥“联合国军”大胆北进，10月20日，“联合国军”占领平壤，24日，麦克阿瑟下令取消参联会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命令，指示美军“一鼓作气地”打到鸭绿江边。 历史经常会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珍珠港事 件被认为美国历史上一场军事灾难，而美军在朝 鲜的失败则被美国新闻界誉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 的败绩。那么，美军在朝鲜的失败与情报机构有 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美国情报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得到极度膨胀，战略情报局曾经是历史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的勾心斗角，战略情报局在战后不久就被迫解散了。它的人马，部分复员了，部分并入了国务院情报研究司，也还有一部分被中央情报组（后来是中央情报局）留用。战后初期，围绕情报机构的作用，美国朝野掀起了一场争论，随后美国情报机构经历了一个调整。改组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界的情形颇为相似，在调整过程中，美国情报机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组织不健全，工作效率低，重视隐蔽行动，轻视情报分析，等等。这些缺陷使得美国情报机构无法在重大问题上发挥咨询作用。 缺乏情报搜集手段是美国各情报机构当时面临的共同问题。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的主要来源是空中侦察、谍报和无线电侦察。其中，空中侦察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有效的隐蔽措施，实际上收效甚微，加上“联合国军”的照相侦察力量严重不足，远东军事情报处实际上把空中侦察力量集中在核实对鸭绿江桥梁的轰炸效果上，对朝鲜北部的其他地域几乎没有进行过精细的照相侦察。而且，情报的传递速度非常慢，从第8集团军提出侦察要求，到情报处收到照片，中间通常要10天时间，即使发现敌情，由于传递速度过慢，也已成隔日黄花。无线电侦察由于美国的机密档案没有公开，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无线电侦察在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时的作用。因为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下令对美国通信请报机构进行调查，并进行改组，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在1952年10月24日才成立的。 人力情报方面，美国在南朝鲜组建的谍报网在朝鲜战争初期被破坏无遗，后来远东军事情报处处长威洛比曾竭尽全力重新组建谍报网，但没有能完全恢复。威洛比大多依靠中国国民党情报机构和香港提供中国方面的情报。但是，威洛比认为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情报带有很大的偏见，因而不予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情报证明中国可能大规模出兵朝鲜。 另一个重要的、也是提供第一手情报佐证的人力情报来源是战俘。10月25日，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俘获了2名战俘。但是，美国第8集团军对他们的口供却不重视。他们的一名发言人嘲笑说：“调查表明，报道的根据是两个战俘口述的故事，他们各自讲了6个不同的故事，加起来说是12个故事，其结果就等于零。”不过，他承认，这个“零”颇有可能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一支象征性部队，也许是一个团，就在北朝鲜的什么地方”。第8集团军把这些口供搜集后上报东京，远东军事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东京站对此表示怀疑。东京站将它的情报等级定为F6级，这是情报来源和情报内容所得到的最低评价。远东司令部则认为，由于这份情报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因此它“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被接受”。所谓中国人“只是增加些满洲出生的朝鲜人，如同中国共产党部队中的两个朝鲜人师，在中国内战后就转给了北朝鲜的红色政权”，“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认为普通的中国士兵是不可能了解高层的决策内幕的。第二天，美军又抓到了更多的战俘，但威洛比在一份补充分析中还是认为，中国的干涉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10月29日，南朝鲜一个军团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垮，威洛比还是认为：‘油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所发表的声明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朝鲜进行公开干预。”正是由于忽视了战俘的口供，远东军事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将迫在眉睫的危险忽略了，麦克阿瑟因而作出了向鸭绿江进军的决定，导致了美军的惨败。后来，马歇尔在评述朝鲜战争时说：“（‘联合国军’）没有对这一类情报进行扎扎实实的鉴别。没有积累、分析这类情报并从中推断出经验教训的机构……作为在正常的战争情况下同敌军战斗部队保持最持久接触的主体，步兵是战斗情报的触角。” 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和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应该向决策者提供真实的、可供决策者咨询的情报。但事实上，1950年时的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缺乏情报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战争征兆后又对之进行了错误的分析，终于使得失误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成立的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打乱了美国情报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嫉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及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战略情报局在战后被解散，同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不无关连。中央情报局继承了战略情报局的传统，也继承了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基本上不合作，麦克阿瑟在二战时期就拒绝战略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中央情报局也不能进入远东地区，他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在远东没有一个立足点，远东司令部拒绝为中央情报局东京站提供办公场所，东京站的3个人只得在一家旅馆的客房工作。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岛会谈时，他曾对杜鲁门说，他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部门所收到的情报颇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既缺乏情报搜集手段，也缺乏情报分析能力。战略情报局局长比尔·多诺万是个搞隐蔽行动的专家，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影响，他对颠覆、破坏和暗杀活动很感兴趣，对情报分析并不重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的地位越来越低就是一个证明。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能是进行情报分析，产生国家情报，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对情报分析并不感兴趣，隐蔽行动才是它的工作重心所在。中央情报局最大的部门是隐蔽行动机构，它的活动经费占了中央情报局全部经费的3／4，情报分析无足轻重也就不足为怪。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雷·克莱因曾说，当时情报分析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5页印刷纸，然后别出心裁地套上一张封面，添上一条招人惹眼的‘世界形势估计’的标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对中国是否参与朝鲜战争，中央情报局也有过一系列的情报估计。在9月1旧的《每日情况综述》中，中央情报局称，它收到了许多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和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进行了最高级会谈，此后，中国的舆论工具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万事俱备，准备以某种形式干预或参加战争。以正规军公开参战会阻止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而以满洲‘志愿军’秘密参战则可能确保冲突继续局部化……以某种武装形式援助北朝鲜人看来已迫在眉睫。”这份估计确实具有某种先见之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如此高明的情报估计，纯粹是误打误撞，并不表明中央情报局真正把中国参战的问题放在心上。它在后来的情报估计中都认为，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有进行干预的意向。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再次确认它前些时候的观点：中国大概不会参战，参战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它进一步说，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否则，中国大概不会在1950年进行干预。这种自相矛盾的报告在1950年初秋比比皆是，以至于毫无意义。一位熟悉当时情报界状况的人说：“中央情报局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组织，很多人在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你能够找来零零碎碎的战地报告，然后为你打算致力推销的任何方案拼凑一个情报。” 由于中央情报局无法进人朝鲜和日本活动，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就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情报组织，处长是查尔斯·威洛比。从1941年以来，他就是麦克阿瑟的亲信。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正受命编写一部反映麦克阿瑟功绩的《太平洋战史》，其兴趣根本不在情报工作上。他和麦克阿瑟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一名情报人员评论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对麦克阿瑟想听到什么一清二楚，他就如法炮制，如此而已。”军事情报处每天要编写一份长达四十多页的《每日情况综述》，这个《综述》完全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流言蜚语和胡思乱想，其价值根本无法进行评估。更严重的是，威洛比同麦克阿瑟一样固执、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10月20日，威洛比的《每日情况综述》承认，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力量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仍认为中国不会参战。一位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意见，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根据海军情报部门的情报，告诉威洛比，在北朝鲜有中国军队，但威洛比不相信。几天后，海军情报部门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威洛比仍然固执己见。云山之战后，威洛比虽然承认有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他认为：“从战术角度来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很难相信这种行动，如果是有计划的，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经处于战斗力最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这种说法与麦克阿瑟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威洛比的领导下，远东军事情报处对情报的搜集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约瑟夫·格登评论说，军事情报处“活像一台包囊一切的庞大的吸尘器”，把各种情报资料搜集起来，但很少对它们进行分析、评价。尽管军事情报处掌握了部分中国军队调动的异常迹象，但在对这些临战征兆进行分析、判断时，军事情报处却自相矛盾，末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是 “干着看”，而他的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则是“抢着 干”。在朝鲜问题上，杜鲁门乐得信马由组，让麦 克阿瑟放手去干。 1951年初，经历了中朝军队5次打击的“联合国军”，节节败退，重新回到了三八线以南。这时，美国政府顶不住了。它已经意识到，在朝鲜这个地方与中国打一场战争实在是得不偿失，杜鲁门政府想从朝鲜抽身而退了。 可是，麦克阿瑟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反共斗士，他无论如何不想让“共产主义魔鬼”在朝鲜的“阴谋”得逞。他不断呼吁把朝鲜战争从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转变成与共产主义的全面战争，最好让苏联介入冲突，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主义问题。1951年3月，在与西班牙、葡萄牙驻日本的外交官谈话时，麦克阿瑟满怀信心地说，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并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他预言，如果这种事情能够发生，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不用心慌，苏联会置身事外，或者向隅而泣。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总发言人，战地司令官无权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而麦克阿瑟则正好相反，他一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高论，而且对此习以为常，并不以为自己造反了什么戒律。因此，这段谈话他照例没有上报。麦克阿瑟不向华盛顿报告东京所发生的事，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却没有这个胆子，他们把麦克阿瑟的谈话原原本本报告了本国政府。如果这两个国家不作反应，那么此事也就结束了。谁知隔墙有耳，美国的武装部队安全局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它不仅破译苏联这样的敌对国家的密码电讯，也向盟国的密码通讯下手。这样，这段谈话也就传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手中。总统及其亲信顾问看了这段电文，一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和他的副手正在起草一项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可麦克阿瑟竟然在前线大谈扩大战争！这让杜鲁门怒火万分。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下额还是绷得紧紧的，张开的手掌猛拍着桌面，大叫：“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麦克阿瑟违规已经不是一次了，华盛顿已经多次告诫过他，言谈要小心，他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可是行动起来还是丝毫没有顾忌。杜鲁门决心罢掉麦克阿瑟的官。 但是，杜鲁门还是有所顾忌。罢免这样一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老将必须有说得出口的理由，而目前他抓住的这件事，恰恰是说不出口的。你总不能说安全局破译了外国的密码尤其是两个盟国的密码，从而抓到了麦克阿瑟的把柄吧？要罢麦克阿瑟的官，得找出麦克阿瑟的公开言论，而这是不难找到的。 杜鲁门还没有下手，麦克阿瑟又在东京发言了。3月15日，他当着美联社社长体·贝利的面，批评第8集团军在三八线附近裹足不前，说这是对“我们完成统一朝鲜使命的”损害。艾奇逊评论说，他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这不是他的任务。9天以后，麦克阿瑟又向中朝两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他的和平条件，他就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沿海和内地。这个声明让杜鲁门政府十分被动，杜鲁门再也忍不住了。艾奇逊说，这是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国防部长马歇尔评论说，麦克阿瑟的声明“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用以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领导的信任危机。”得悉麦克阿瑟的和谈声明后，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和艾奇逊等人一直讨论到凌晨1点。洛维特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麦克阿瑟撤职，而且必须立即撤职。但杜鲁门和他的幕僚商量后，决定再给麦克阿瑟一次机会。 可是，麦克阿瑟已经没有机会了。就在几天前，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给参议员马丁， 在信中麦克阿瑟提出， 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说这样做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这封信在4月5日发表了，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在对现行国策挑战。麦克阿瑟的仕途终于走到了尽头。 4月6日，杜鲁门把马歇尔。艾奇逊和布雷德利及哈里曼召到办公室。杜鲁门直截了当地询问应该如何处理麦克阿瑟。布雷德利已经怒不可遏了、他主张立即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哈里曼和艾奇逊都表示同意，只有马歇尔建议总统三思而行，他同麦克阿瑟同期入伍，但在麦克阿瑟任参谋长期间，他遭到长期压制，后来，他又成了麦克阿瑟的顶头上司，两人的私怨世人皆知，他不愿让人说他落井下石。而且，麦克阿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当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在美国陆军的影响非同小可，搞不好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杜鲁门要大家拿出证据来，证明麦克阿瑟应该撤职。这一点不难办到。第二天，马歇尔告诉他，他已经翻阅了所有的档案，结论是，麦克阿瑟在两年前就应该撤职了。 两年前，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两年前，中国大陆还没有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两年前，冷战虽然已经开始，但热战还没有打起来。 一切都变了，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两年！ 关于朝鲜战争，无论其起源、扩大，还是结束，每一个环节都有说不尽的话题。有关的著作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在世人对朝鲜战争所作的无数评论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这场战争的决策者所作的评论。 杜鲁门总统说这是一场维持半岛治安的“警察行动”。 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克拉克将军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美国在用武力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此后，美国在东南亚，在中东，在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地进行类似于朝鲜战争这样的“警察行动”，大量的美国资金、人力被消耗在那些地方，而到头来，除了付出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外，美国一无所得。回过头来看看朝鲜战争这段历史，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但是，人们不明白，一场朝鲜半岛发生的内战，怎么会对美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一场维持治安的“警察行动”又何以扩大成一场局部战争，并且差一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热核战争？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美国政府指责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一意孤行，蓄意扩大战争，而麦克阿瑟又指责华盛顿对“共产主义”姑息养奸。究竟谁是谁非？ 朝鲜战争之所以从一场“警察行动”发展成一场局部战争，有三个人“功不可没” 。 他们是：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没有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过分自信，美国恐怕不会卷入朝鲜战争，更不会与中国发生冲突，从而也杜绝了长津彻军事灾难的发生；没有麦克阿瑟的一意孤行，美国在长津湖的军事灾难绝对没有那么惨，战争也许不用拖上三年时间。 杜鲁门并非出身名门。非但如此，可以说杜鲁门在美国政坛没有任何背景。他之所以成为美国总统，是因为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因为罗斯福总统“中道崩俎”，杜鲁门才如愿以偿。而罗斯福之所以挑选杜鲁门作为他的政治搭档，则是因为他认准杜鲁门不可能取代他的位置。杜鲁门成为美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机缘凑合，以至于美国朝野无人对他看好。当他第一届任期结束之时，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仕途已经走到了尽头，等待他的将是退休和著书立说，以至于在大选揭晓前一分钟，大家还以为当选总统是纽约州州长杜威而不是杜鲁门。杜鲁门有的是自卑，但这种自卑被他用强烈的自傲掩盖起来了，人们看不到一个唯唯诺诺的杜鲁门，倒是发现了一个说一不二。行动利索、喜欢独断专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把他的座右铭“责任最后总是在我这里”摆在办公桌上。事后看来，杜鲁门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决心都是他下的。只是这个决心，究竟是殚精竭虑的产物，还是一时冲动的结果，那就无人知道了。不过，杜鲁门确实身手不凡。他之所以能在美国政坛呼风唤雨近10年，靠的并不完全是机遇。他的直觉能力极好，而且性格倔强，颇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味，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杜鲁门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对历史的娴熟令一般的史学家相形见细。在美国总统这一行中，如果要论学识渊博，那么，除了大学教授出身的伍德罗·威尔逊外，恐怕无人能与杜鲁门相比。当他大权在握后，他的自信心就显得更突出了。他是出类拔草的，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判断事物的能力。这种性格比起那种拖泥带水的决策方式而言确实具有优越性，但是决策的随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先干起来再说，这是杜鲁门决策的典型风格。但是，这也是一种赌徒的风格。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正在密苏里的老家休假，接到艾奇逊的电话时，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在回忆录中说：“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10年、历年和20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深切地感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疯狂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一位接近美国决策人物的新闻记者总结说，“他们肯定把北朝鲜的入侵看作是对奋起反抗共产党扩张的国家的考验，包括美国在内。从这样的角度看，越过南北朝鲜的边界，就很像当时希特勒惯用的手法：以进攻来试探对方的反应。”而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也回忆说：“从获得消息时起，我的父亲就明确表示，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正是这种极度冲动的考虑，使杜鲁门决定，美国必须介入朝鲜战争，管它是一场世界大战，还是一场警察行动。 与杜鲁门搭档的艾奇逊则正好是另一种类型。他出身名门，举止优雅，一副绅士派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与杜鲁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说来也怪，这位才高八斗的艾奇逊在华盛顿官场上几乎没有知音，却偏偏和杜鲁门搅在了一起。杜鲁门也知道，自己的才识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国际事务，因此，1949年三月他让艾奇逊出掌国务院。说实在的，这个差使难不倒艾奇逊，在这个岗位上，他的聪明才智充其量只应用了一半。有人曾评论说：“教长（指艾奇逊）本来是可以一身二任，同时出任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不过，艾奇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他从不知谦虚为何物，也不懂什么时候应该缄口不言，相反，他倒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常常自作主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第一项决策就是由他主持作出的。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杜鲁门正在密苏里老家度周末，艾奇逊主持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班人马，作出了干涉朝鲜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艾奇逊还建议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两岸发生武装冲突，从而把朝鲜内战和中国统一祖国的大业联系在一起，最终使朝鲜战争扩大化成为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当英国、印度等国出面调解，指望和平解决朝鲜危机时，艾奇逊一口回绝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从莫斯科带回的建议，坚持要在“军事上迅速消除对朝鲜的侵略，不作任何足以促进共产党贪欲的让步，以免他们在别的地方进行侵略”。至于说一个国家发生的内战何以被称为“侵略”，美国大法官的高足、学识渊博的法学博士就不去考虑了。他还强调，应该通过对日和约或者联合国来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当印度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和平解决朝鲜冲突时，他则大大地把印度人嘲笑一通。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幻觉，即如果地球是圆的，印度人一定是头朝下倒立的，或者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当然，事实已经证明，艾奇逊所设想的确实是一个幻觉，而真正颠倒着思考问题的，不是印度人，而是他艾奇逊博士。 美国就这样由杜鲁门和艾奇逊引导着介入了朝鲜战争，至于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将会持续多长时间，美国会付出什么代价，将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人一概不管。尽管这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迥异，但他们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这就是“干着看”，也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艾奇逊说：“现在要干的事是立即行动，并以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之。如果停下手来分析自己的行动，那么就是作茧自缚。”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旦美国跨出了第一步，那就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战车启动了，再倒回来就困难了。中央情报局曾估计说，由于美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以后无论它是主动撤离，还是被迫撤退，对美国而言那都是一场灾难。事实证明，这是中央情报局在整个战争期间所作的少有的几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判断之一。当美国政府决定在朝鲜投入美国的地面部队时，他们首先投入了一个团，当发现一个团不足以扭转朝鲜的军事局势时，他们就投入两个师，后来又把美国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悉数投入朝鲜。战争就这样一步步扩大了。 美国在朝鲜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美国干预朝鲜内战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对此，美国决策者心中实在没有定数。最初，杜鲁门政府设想的仅仅是恢复朝鲜半岛原有的态势，也就是以三八线为界划分朝鲜。杜鲁门说美国出兵朝鲜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6月28日，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提出了把战火烧到三八线以北的问题，不过它认为，如果能把朝鲜人民军赶回去，而又无须把战火烧到三八线以北，那么，“美国将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委员会的倾向很明显：把战火局限于三八线以南。杜鲁门也说，他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朝鲜人民军赶到三八线以北，但他也不愿意美国过于卷入朝鲜战争，以至于“无法应付后来可能发生的类似局势”，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也表示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要慎之又慎。只有国防部长约翰逊反对，艾奇逊也主张空军在执行任务时，不要拘泥于三八线。 7月下旬，朝鲜战场的形势有了改观。美国政府介入朝鲜的目标也开始发生变化。7月2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一份题为“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考虑到苏联和中国的反应，另外，大多数盟国可能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越过三八线将加大与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好是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停止冲突。如果军方认为有把握越过三八线取胜，应设法使北进的行动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这份奉命起草的报告倾向十分明显，即反对越过三八线，主张在军事上形成有利局面后争取政治解决半岛冲突。经过讨论，会议同意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但是，军方还是坚持越过三八线，国防部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到举了一举控制整个朝鲜在战略上的好处，认为美军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作战目标是占领整个朝鲜，或夺取40度线至39度线之间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然后再谋求政治解决。唯一限制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是苏联军队直接介入。 8月初，美军在朝鲜半岛的被动局面消失，美国政府内部再也听不到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声音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开始大谈联合国一贯主张实现朝鲜的自由和统一。25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相继开会，集中研究关于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与会者经过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美军应越过三八线，不过要和中苏边界保持一定距离，如有迹象表明苏中军队将介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必须请示华盛顿。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对朝鲜的行动方针，两天后经杜鲁门批准，列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文件规定，只要苏联和中国不介入，可以授权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但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必须经过总统批准，并事先与盟国协商。在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沿中朝、苏朝边界地区应避免使用美军，如果中苏同时介入，美军必须避免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如果中苏军队南下，“联合国军”应尽可能守住防线，不得采取使局势更加严重的行动。如果只是中国人介入，除不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外，可授权在朝鲜以外进行海空战争，同时向联合国控告，谴责中国为侵略者。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条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中国或苏联不直接介入是唯一的先决条件。如果说杜鲁门政政府此前介入朝鲜内战是一场赌博的话，那么，此刻的杜鲁门已经加大赌注了。 尽管杜鲁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他多少还是担心中国的“威胁”。可是，前方的麦克阿瑟却忍不住了。他用自己的行动，一步步把犹豫不决的杜鲁门政府拖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中去。 应该说，美国决定任用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无论是军方，还是杜鲁门本人，对麦克阿瑟都不感兴趣。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建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应尽可能详细，不要授予他太多的自行处理事务的权力。他特别强调，不应将总统的权力授予麦克阿瑟。对此，杜鲁门也有同感。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印象极差。当杜鲁门刚刚坐上总统的宝座时，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发泄了对麦克阿瑟的不满。他称麦克阿瑟为“虚荣自大、高官厚禄的五星麦克阿瑟将军”。这种发泄是难以置信的，要知道，杜鲁门就任总统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还是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正处于他一生声望的顶点。天晓得这位五星上将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杜鲁门先生。最可能的是，两个人都同样自大，因此引起同类相斥。杜鲁门在日记中对麦克阿瑟作出了刻薄的评价：“他比卡斯特和洛奇还坏，他们在告诉上帝要什么之前，至少还相互交谈一下，麦克阿瑟则干脆只同上帝打交道。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得把这样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放在关键的岗位上。我真他妈的不明白，罗斯福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回国（1942年时在科雷吉多尔），让麦克阿瑟去当烈士呢？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温赖特，那将是一名真正的将军和战士，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名话剧演员式的骗子。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一个造就出像罗伯待·李、约翰·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伟大人物的国家，竟也造出了像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一类人物。” 尽管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已经讨厌到极点，可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的“侵略”，杜鲁门还是授予了麦克阿瑟难以置信的行动自由。这就如同后来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句话，要打小鬼，借助钟道。杜鲁门的无奈，一至于斯。以后，美国得为他这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 麦克阿瑟对时局的看法另成一套。杜鲁门说朝鲜的军事行动是一场“警察行动”，他却认为这是消灭共产主义的一个绝佳良机。杜鲁门说不要动不动就刺激中国，把中国拖入战争，可麦克阿瑟则千方百计要把中国拖到这场战争中来。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台湾问题更敏感了，只要麦克阿瑟触及这个问题，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作出反应。麦克阿瑟对此很清楚。 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政策是使台湾中立化，他们口口声声说台湾是取自日本的一块无生土地，其地位有待于对日和约或联合国决议确定。可是，麦克阿瑟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位杰出的反共斗士，对他反攻大陆的举动，应予以支持，绝对不能让台湾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访问台湾的时候，他甚至建议由宋美龄领导在大陆的游击战，不过，考虑到这件事的风险，他还是劝阻了宋美龄。至于三八线，麦克阿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杜鲁门还没有决定是否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可麦克阿瑟已经把这一点变成了现实。他不仅派空军轰炸了朝鲜北部，甚至还轰炸了中国东北。他说：“我想消灭北朝鲜军队，而不是将他们赶回去。”当杜鲁门政府还在考虑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时，麦克阿瑟已经公开扬言：“我也许有必要占领整个北朝鲜。” 麦克阿瑟违反美国国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华盛顿对麦克阿瑟的桀骜不驯表现出少有的耐心，对麦克阿瑟他们是百般迁就，有求必应，就像对待一个任性的小孩那样。10月匕日，杜鲁门以一国总统之尊，竟然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去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回国述职，或者把地点选得近一点，自己多飞一段距离，那么，杜鲁门本来是可以少飞很多时间的。当两人会面时，麦克阿瑟衣着不整，见了总统竟然不敬礼，两人的会见活像两个国家的首脑在一个荒岛会谈一样。对此，杜鲁门竟然不以为什。实际上，心高气傲的杜鲁门也咽不下这口气，只是，他要借重麦克阿瑟的威信和军事天才，结束这场半岛上的“警察行动”，这才忍气吞声。如果他早一点对麦克阿瑟提出警告，早一点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情况断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麦克阿瑟的胡作非为和自作主张，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杜鲁门，都没有进行驳回，而是予以事后追认。当麦克阿瑟决定越过三八线之后， 身为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于9月 29日向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份仅供他个人阅示的电报：“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到不受阻碍。前面提到的声明（即韩国军队也许要停下来‘重新部署’）需要联合国就跨过三八线一事投票同意，因而可能会突然使联合国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还不如由你选择，是否在军事上有必要这样做。”马歇尔的意思很明显，你麦克阿瑟作为战场指挥官，完全有权根据战场需要，决定是否越过三八线，而不要等待最高统帅授权。这就使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入尴尬境地。这个电报让麦克阿瑟大感欣尉，第二天他回电说：“在我们的力量使用方面，三八线并不成为问题……除非并且直到敌人放下武器，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朝鲜全境采取军事行动。”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否定，只是提醒他，他没有必要把他的军事计划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参谋长们建议麦克阿瑟向北推进，而不必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让行动来决定一切。“我们的政府希望在完成我们打败北朝鲜军队的使命前，避免使三八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前曾命令麦克阿瑟在朝鲜东北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但麦克阿瑟却不声不响地绕过了这个限制。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他还继续大规模北进，以至于遭到“圣诞节惨败”，他还引用马歇尔的电报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者还是麦克阿瑟，他们都明了中国可能参战，但是，只要能打赢，中国军队参战又怎么样！麦克阿瑟要“统一”朝鲜，则正好为华盛顿解决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难题。如果麦克阿瑟的行动顺利，木已成舟，苏联和中国再抗议又有什么用？如果麦克阿瑟的行动失败了，甚至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那么华盛顿可以把责任推给麦克阿瑟：谁让你自行其事的？你应该对此事负完全责任！骄横的麦克阿瑟在三八线问题上被华盛顿当枪使了。由此可见，在朝鲜战争扩大化方面，无论是作为战场指挥官的麦克阿瑟还是作为决策者的杜鲁门政府，都难辞其咎。公正地说，在这场“统一朝鲜”的行动中，杜鲁门和他的谋土们都是策划者，而麦克阿瑟不过是执行者而已，当然，麦克阿瑟也用自己的行动时不时地帮助华盛顿的决策者作出了决策。 “君命有所不受”，麦克阿瑟自称对东方文化很 有研究，因此，巧妙地运用了华盛顿授予他的权力。 只不过，他走得太远了，成为替罪羊也就在所难免。 “圣诞节攻势”失败后，作为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首先为失败寻找了不少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无能。他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提前通报中国做出进攻决定是政治情报的事，但没有做到”。他还声称：“……有关一个国家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不会像一个指挥官所接触到的那样只限于一个狭小的作战区域。应该向我提供那种情报。”言下之意是，华盛顿应该为此次失败负责。但是更多的人，包括后来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却认为麦克阿瑟应对此次失败负责。李奇徽在其回忆录中，却一再把麦克阿瑟比作19世纪中叶在小大霍恩河同印第安人作战因忽视情报而兵败身亡的卡斯特将军，对有可能影响其作战计划的情报机而不见，听而不闻。 应该承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失败确实不应完全归咎于麦克阿瑟个人。从美国政府确立干涉朝鲜内战，准备以武力重新“统一朝鲜”、派美国第七舰队游大于中国领土台湾附近、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时，中国参战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向中国政府致意，它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联合国军”也不会威胁中国的安全，并且禁止麦克阿瑟的空军轰炸距中国东北边境五英里范围内的目标，不派美军去鸭绿江，但这又有什么用？因此，华盛顿错误的决策应该为这场失败负首要责任。麦克阿瑟对政府的这种决策是完全赞同的，虽然他不是这项政策的始作源者，也不是这项政策的最后拍板人，无须对此次失败负完全责任，但是，他的骄横、狂妄，却使得本来有可能避免的军事灾难成为不可避免。 作为战场上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应对其作战计划负完全责任。10月25日，南朝鲜军队已经在温井和两水洞遭遇中国军队，并且遭到沉重打击，第8集团军军长沃克立即命令所部先头部队后撤。两天后，《纽约时报》记者从东京报道：“这两天里，敌军的抵抗中第一次出现了大批有组织的部队、大炮和迫击炮火……”“美国和中共的军队现在已经接触，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可是，这一切在麦克阿瑟那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联合国军”总部的评论是“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到11月1日，远东司令部还不承认中国军队已经参战的事实，坚持说：“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姑且用这个名称——已经参与了朝鲜战争……（迄今为止的一些材料）仍不足以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以中国军队的组织形式，在中国或北朝鲜统帅部的领导下参与了这场战争。”对于近期出现的激烈战斗，“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这可能是北朝鲜集中了全部的抵抗力量，作最后一次垂死挣扎。当美国第10军证实，中国确实有大部队参战后，麦克阿瑟还是坚持说：“这些报告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又说：‘俄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代表了中国政府。”甚至于在11月2日中国已经公开宣布派志愿军火朝作战后，他仍然拒不承认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事实，认为参战的只是小胜中国志愿人员，并说如果中国大部队过江的话，不可能瞒过美国的空中侦察。在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问时，麦克阿瑟摆出一副老资格军人的架子，教训那帮参谋长：尽管中国人的全面干预有一种明显的可能性，但这只不过是代表一种“具有严重的国际意义的重大决定”，“在条件可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地作出结论，最后的估计还有待于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这份电报里根本看不出朝鲜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华盛顿疑虑重重，麦克阿瑟却在朝鲜放手大干。他命令美国空军摧毁连接朝鲜的所有桥梁的“朝鲜部分”，并要求所有飞行员飞到精疲力尽为止。这个命令很明显违背了华盛顿的指令，空军司令斯特拉迈耶一方面下令部队准备执行，一方面又报告了华盛顿。这下子，五角大楼给惊动了。五角大楼认为，麦克阿瑟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对朝鲜的影响不大，而飞机扔的炸弹倒极有可能飘到中国境内。根据美国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在没有与英国人协商之前，麦克阿瑟不得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于是，华盛顿下令取消麦克阿瑟的方案。麦克阿瑟恼羞成怒，他复电华盛顿：“大量人员和物资正在从满洲地区通过鸭绿江上的所有大桥蜂拥过江，……这种行动不仅使我指挥下的部队处于危险境地，而且几乎是很快会使我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麦克阿瑟的抗议下，华盛顿同意轰炸朝鲜的边境地区，包括大桥的朝鲜部分。麦克阿瑟接到命令后破口大骂：“他妈的，半座大桥怎么轰炸？！” 在对“联合国军”进行第一次打击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消失了。原先很活跃的中方电台也消失了，美国第8集团军除了发现一些中国军队遗弃的军用物资外，什么都没有发现。这让麦克阿瑟大为宽心。海军陆战队报告，中国军队是因为“自我消耗而退出战斗的”，据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了解，中国的步兵只能携带3～5天的口粮和弹药，一旦供给消耗完毕，它就不得不退出战斗。沃克分析，中国军队之所以撤退，是因为它畏战，等候支援，而且，目前过江的部队只有5万人左右，不足以再次发动进攻。麦克阿瑟同意他的分析。在战场沉默十几天后，麦克阿瑟再次野心勃发，准备向鸭绿江进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可是，华盛顿这次不像上次那么自信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他注意，中国军队已经参战，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再执行原来的指令是否合适？当时，参谋长们的指示是，如果中国军队不参战，麦克阿瑟可以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麦克阿瑟的方案是不是应该有所修正？言下之意是，麦克阿瑟应该放弃攻势，守住已经夺取的地盘算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是美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但是，这帮参谋长在麦克阿瑟面前，个个都像犯了错误的毛头小伙子，麦克阿瑟根本看不起他们，对他们的质询，麦克阿瑟不屑一顾。这种抗命的情形一再出现，以至于连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都看不下去了。虽然他是西点军校的学生，而麦克阿瑟当时是他的校长，但他还是忍不住责问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道命令，告诉他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范登堡反问道：“那有什么用？他不会听从命令的。我们能怎么办户李奇微气坏了，他大声嚷道：“你们可以撤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不是吗？”范登堡的脸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以至于几十年之后李奇微都难以忘怀。范登堡的嘴张得大大的，以一副困惑而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李奇微。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麦克阿瑟仍然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坚持要在11月25日发动攻势，把麦克阿瑟的将旗插到鸭绿江边。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同意麦克阿瑟的方案外，别无他法。布雷德利看了麦克阿瑟的方案，认为他．太乐观了，但是，“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在改变给他下达的训令之前，他可以随意推进。”于是，麦克阿瑟就制定了他的方案，让美第10军和第8集团军孤军深入，互不策应，遭到失败完全在意料之中。李奇微后来指责麦克阿瑟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也是有其道理的。 麦克阿瑟之所以如此狂妄，实际上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联合国军”的实力，过低估计了中国军队的实力，过高估计了中国参战所面临的困难和“联合国军”在火力上的优势。威洛比在描述中国军队的数量时，总是使用“零星”、“小股”之类的字眼。实际上，中国是否参战对麦克阿瑟来说并不重要。他自诩为一个反共斗士，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他将有非常直接的理由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能有多少兵力进入朝鲜作战。如果中国没有足够的兵力入朝作战，那么，对于“联合国军”来说，所谓中国威胁也就不值一提。但是，麦克阿瑟和他的远东军事情报处在估计中国兵力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威克岛会谈时，麦克阿瑟告诉杜鲁门，中国有30万军队在东北，10万人在鸭绿江沿岸，估计能有5万～6万人运过鸭绿江。11月2日，威洛比向华盛顿报告，已有1．65万名中国人进入朝鲜。3日，麦克阿瑟承认，可能已经有3．4万名中国人进入朝鲜。实际上，当时入前作战的首批志愿军达4个军另加3个炮兵师。到11月24日，即麦克阿瑟发动圣诞节攻势的前一无，威洛比还认为，只有4万～7万人的中国军队在朝鲜，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挡住“联合国军”的前进的。而且，麦克阿瑟等人还迷信“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11月17日，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的谈话中，麦克阿瑟肯定地说，中国进入朝鲜的部队不可能多于3万人，如果超过这个数目，他的侦察机不可能不发现。他认为，一场全面进攻将在10天之内扫荡北朝鲜和中国控制下的朝鲜国土。远东军事情报处将中国普通师的装备编制与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军队的装备比北朝鲜军队要差得多。既然北朝鲜军队都在“联合国军”空中力量的打击下崩溃，那么中国军队就更不在话下了。远东军事情报处因而认为，“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将迫使中国军队在与“北朝鲜军队同样的身心障碍条件下作战”。麦克阿瑟也将“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当作遏制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因素。10月3日，麦克阿瑟告诉英国驻日政治代表阿尔弗里·加斯科因，如果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他将立即使用他的空军力量，打击华北和满洲的城市，包括北京。他还说，周恩来应该意识到他麦克阿瑟是会这么干的。他告诉杜鲁门，由于“联合国军”空中力量的存在，“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当他决定向鸭绿江挺进时，他是有恃无恐的。他根本不在乎中国军队是否干涉，对那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就懒得去管了。但实际上，中国军队通过轻装、夜战和隐蔽，已经有效地抵消了“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而且，只要中国政府决定干预，那是不会考虑代价的。麦克阿瑟口口声声说他了解东方人的心理，说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动的、坚定而有活力的领导，而最反对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真正佩服的人格是“威武不能屈”，中国人是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如果麦克阿瑟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在出现新情况后能冷静一点，不一意孤行，这场军事灾难也不至于发生。这一点，连他手下的情报参谋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场军事灾难之后，詹姆斯·波尔克在他的家书中对妻子说：“正如你在这儿时我多次对你说过，老头子（麦克阿瑟）的确是个赌徒。不过，这次他赌得比较吃力。他的运气比以前差多了，输得很惨。他完全清楚会发生什么，但仍然孤注一掷，结果一败涂地。他就是不相信中共的军队会全力介入战争与我们为敌。我真希望他失败，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事实上，波尔克没有说错，长津湖战役（第二次战役）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从而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被列强凌辱、瓜分的耻辱痛史。而对麦克阿瑟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天生就是一个赌徒，用波尔克的话说，当一个赌徒走红运的时候，他就会被誉为一个天才，假如他失败了，他便连叫化子都不如。圣诞节攻势，麦克阿瑟赌输了，虽然他还没有沦为叫化子，但他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连他自己，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麦克阿瑟创造的军事神话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也随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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