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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庭内外

  4号出事的那天晚上,菲力浦本为招待台湾朋友,特请埃玛转邀凯柔到M旅馆聚会。凯柔舞跳得好,吸食毒品后跳得格外优美、格外性感,荡人心陌。菲力浦留了个心眼儿,随身只带两包大麻末子,这是MAID清扫房间扫出来的“货”。他用小恩小惠买通MAID,扫了来由他收藏。藏在艾府后园的宝贝,等闲不肯出示,所以奥迪警长无功而返。
  当日晚上,我被保出候审。临出警局照例要履行手续:留手印留影存档,不管将来官司谁输谁赢。十根手指全部沾墨料打在文件上。我不知沾的什么墨,不知打了多少次,打在什么文件上。照像也简单。你照过那种老式照像机吗?摄影师把头钻进布兜子里,而摄影机摆在立架上。区别在于,我的摄影师不笑,面无表情但有恶意,既不顾及照出来脑袋正不正,也不拿梳子给你拢拢头发,衣衫整齐不整齐他也不管,只管在你双肩套上号码牌子。将来在档案里你不是人,是牌子上的号码。
  照出来的模样我当然见不到。不过,我在电视上见过通缉犯的档案照,直眉瞪眼,一排大个儿的金属字母丛中伸着一只脑袋。
  快照像时,一位青年便衣冲着我发出一串最强音,右手攥紧拳头,竖立在两张差不多贴到一起的脸——他的脸和我的脸——之间,活像手拿麦克风,气咻咻,不知跟谁过不去的三流摇滚歌手。所幸,皇天在上,他的拳头连我的衣缘全没碰过。
  思量起来这些都不如李老板的脸色可怕。他涵养够,言谈还是那么温和。我猜测,他的深心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人候审,生意不能停摆。我独坐在窗口发呆。客人上门如冬天的雀鸟,岑静和暮气压得我有气难舒。
  忽从门口转进一位女士,突入窗口正前方的视域。洛杉矶的11月,天气凉意袭人,但绝用不着围巾。来人围巾里面,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等她拉下围巾,我吓了一跳。认出她是出事那晚随同学者模样的便衣来租房的妓女陶乐丝。大约看到我的惊讶表情,她请求我不要着慌,现在就给她一个机会,吐一吐苦水,她是被迫同谋害我背上犯罪的名声。
  我决定听听她怎么说。先进里间征询老叶的意见。他让出Office后间供我和陶乐丝谈话之用。她将身在面向后墙的小沙发上坐下来,我坐在桌对面的布椅上。顺手从咖啡壶里斟了杯咖啡,温吞吞的,摆到她面前。
  她平静地道了谢,却不用手去碰咖啡杯。由始至终一下没碰。等我缩回手臂将身坐定,她把脸向着我郑重地说声抱歉,昨晚的事绝非她存心不良使M旅馆蒙受不幸。我找不出可答的话,默不作声,仿佛接受了致歉,原谅了她。
  她露出一丝笑意,倏地又消失了。昨晚她正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在她肩头拍了一记,扭头看去,不认得这个拍她肩的人。这位绅士模样的男子却能叫出她的名字:“你好吗,陶乐丝小姐?”她现出惊异之色:“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对方说:“好久没见面了。帮我个忙可以吗?”
  陶乐丝并不答言,转身便走。他一把手拉住了她:“等等。讲一点情面好吗?”陶乐丝说;“我实在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你。究竟有什么事,请你讲出来。”那男子说:“半年前你出事送到蓝帕,我们没有为难你。今天相遇,正好请你协助去抓个人。”
  “我又不是警察,恐怕帮不上忙。”
  “你这还不懂吗?演一场戏。”
  “我几年没上台了,跑龙套都混不上饭。”
  男子哈哈笑起来:“不是在舞台上演。请你跟我走一趟M旅馆。”之后悄声教授精心布置的陷阱。
  路边不远便有一家旅馆。陶乐丝指着说:“呶,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不就是旅馆嘛!”
  男子断然道:“头儿叫上哪儿就上哪儿,懂吗?”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陶乐丝说,我久已不操此业,我在电脑公司上班半年了。记住。要不要我的名片?我摇摇头。谈话中断了。陶乐丝起身告辞。
  她出门时,老叶还坐在原座位看书。等她两脚踏出门槛,老叶急不可待地对我说:“你有什么打算?”
  我愣了:“什么打算?等着过堂呗。”
  “我是说陶乐丝的谈话会有什么启发?”
  我垂头不语。
  “你想过没有,我这一走,你也呆不住。”
  “奥迪警长拿我当你的同党不成?”
  “你想歪了。警方见我走了,麻烦自然少找一些,问题是李老板那儿。他见你有了案底,怕你成为菲力浦第二。”
  我回不出话是我承认他的分析在理。
  “陶乐丝这一来出现了转机。”老叶卖关子,不往下说了。
  我一直寻思陶乐丝此行目的何在。这时,眼前浮现出她问我要不要她私人名片时关注的神情,她十分在意我要、还是不要。为什么?那名片对她很重要。对我呢?在她看来也很重要。因为名片标志她的真实身份。
  于是,我脱口说出:“陶乐丝改行了。”
  “聪明,”老叶一拍大腿,“她做正经职业已经半年之久,那“么跟便衣合演的戏就变质了:她是被逼才重做冯妇,由她谈出真相,警方必败无疑。你的案子大有转寰余地。”
  “那还得她所在公司出一张操行证明哩。”
  “别书生气啦!哪家公司会把职员推给警方丢自己的脸。”
  闻听此言,愁云顿扫:“李老板知道陶乐丝肯出庭作证,不知要多高兴啦!”
  恰恰相反,李老板听说后无动于衷。他领我去找尤律师一聆高见。我终于会到神交已久的尤大律师。
  尤大律师身量矮小,头大,眼大,一副近视镜不深不浅罩在眼前也能看出大眼。耳朵相对地小了一些,鼻子嘴适中,背景是阔脸。话多,也来得快,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却一言不发,只管竖耳倾听。主意转得快、改得也快,天造地设来匹配这快节奏的社会。
  该当谈到律师费时,李老板凑过身去一推尤律师的肩膀进了内室,隔了道门还是听得见室内有争执声。末了,一准是谈拢了,有说有笑的。
  重新归座,尤律师教我详述一遍事发经过。我依言勉力作了一次长谈,力求不放过每个细节,连我被钢铐铐上以后眼镜一走一滑,我不能不请押行的警察帮忙托起我的眼镜,几乎走一步托一步,这样的琐事都跟他讲了。
  尤律师说:“我有个想法,警方这次一定要给M旅馆定罪。菲力浦吃了6张Ticket,实际只有第4张合乎警方的理想。这次再胜了,警方会请一张禁止令也说不定。”
  “禁止令”系由法院颁定,禁止商家从事某一种或某几种营业的法令。
  李老板听了一声不出,牢牢盯住尤律师的嘴巴。
  尤律师向我偏过脑袋:“我想听听当事人的看法。”
  我来时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决不认输。于是说:“菲力浦是菲力浦,我是我。我只管我这件案子。官司打赢,对整个旅馆有面子。旅馆的前途全看打赢打不赢了。”
  尤律师眯着眼静听。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看来他极之赞成我的决心。“张先生,道理不错。可是若使法庭上冤得到伸、枉得到理,手里要有王牌……”
  “有王牌啊!”我抢过话说,“我跟李老板讲过,妓女陶乐丝半年前改邪归正入了电脑业,就是说,妓女陶乐丝没有了,如今有的是电脑公司职员陶乐丝。”
  尤律师想都不想接口说:“文学是一种文章,法院的公文是一种文章,法官的思想是一种文章,这是三种不同的文章。陶乐丝,不错,改邪归正了。但人没变,女儿身没变,改行不等于脱胎换骨。”
  “你是说她不肯出庭作证,还是法官不信她的证词?”
  “你瞧,每出一件新案,警方先翻档案材料,一一过滤,指纹啦、现状啦、动态啦,等等。在警方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哪个指纹是改邪归正的,哪个是洗手不干的,哪个是悔过坦白态度诚恳的——一视同仁,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不同意你对陶乐丝的否定。法官印象是一回事,档案材料是一回事,陶乐丝是一回事。”
  “堂下是一回事,堂上是一回事。”
  “张先生,”李老板开腔了。“你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吗?”
  我回答他的问话:“上堂打官司和上赌台赌钱一样,没有一个人愿意输。至于把握,我说不上来。”
  尤律师开导我:“关键在于陶乐丝挺得住挺不住。她跟警方合作在先,背叛警方说警方坏话在后。一旦演成事实,大小报纸一齐登,警长乌纱帽要丢,我看分局长的乌纱帽也保不住。”
  我轻声反驳了一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J
  “跟头栽得起脸丢不起。这可应了那句俗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依我看,陶乐丝没机会进行自我表白。”
  “律师有权调证人出庭。”
  “单凭她上嘴唇碰下嘴唇控告警察逼良为娼陷害旅馆,法官就信了她的话?况且陶乐丝凭什么替我们出力?”
  “她有感于人格受到侮辱。”
  “宁可得罪警方?凭她一个洗手才半年的老妓女?”
  我发誓不再理会讼棍的成见。
  回到M旅馆,我把三人聚谈的要点说给老叶听。他一声不响。我主意已定。我没有理由不相信陶乐丝的新身份及新人格。我将请庭上做出调查,一旦落实下来,法官自有公断。35岁的尤律师有两个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屏东人,毕业后曾在台湾开业。广告上写着,精通英、日、国、台、粤五种语言。大约不会屈尊照我的路走,那么就让他做个摆设,我自辩自,借翻译之口传给庭上,等于直接同法官对话。算盘打好,静候开庭。
  法院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上午9时开庭,提早半小时我就到了。迷宫般的走廊里绕来绕去,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总算摸到第8厅,但厅门未开,只好门外鹄候。
  将近9点钟,走来一个黑女人打开厅门。大家排队登记。我发现张张Ticket都是9点开庭。一桩桩案子审下来几时审到我的案子?我把Ticket拿上去,跟黑女人手上的一张表格核对,孰先轨后谁也说不清,反正听宣就是啦。
  黑女人把一张张Ticket放在第8厅一进门右首一张讲台模样的桌子上,用镇纸压好,每收一张就在她的表格上做个记号。等表上的条条画齐了,交表给台前的法警,拿进台后。
  诸事停当,约摸四五十人纷纷落座在一长排一长排的长椅上,厅内足有二十几排长椅,这时尤律师大模大样进了厅门,悄悄坐到我身边。我的视线一直盯牢台上。
  法官打台后转出来了,一屁股坐在公案后面的座位上。没有任何仪式,用不着起立或行注目礼,更无音乐制造气氛,法官开始问案了。法警送上一摞一摞的案牍。
  打从9点20分审起,审来审去审到11点20分,每桩案子的案情都跟风化有关,就不必细表了。11点30分,尤律师先我从座位上弹起,我俩并肩走到被告和辩方律师的席位。我们的右前方是法官,左首立一法警。法官的公案之前约两米处摆着个小长条桌,桌后放一把椅子,椅上坐了一个女打字员,面朝法官背对被告席,左耳却直伸对准我们,在法官与我们问答时,眼向庭上,十指不停地打字。
  翻译因故缺勤,法官请辩方律师理查·尤(尤律师的全称)代行译员之职,经由我这被告同意才予以开庭问案。庭上先依例确定了被告和被告律师的身份,我想,照理应该继续问下去,岂料一切的案情都不再问了。
  法官年约40岁上下,头未着冠,一袭黑袍,令人想起古罗马元老会元老的装束。他俯下身来问我:
  “你认罪吗?”
  在尤律师把这话译成汉语之前,他已经得到答案,我用力摇头。他缩回身去眼望案犊,把几页纸不住地翻来翻去。想来那是警方送呈的报告书。法庭上既不宣读检方诉状,也无检方代表及检方律师,那么我从银幕上看到的检辩双方的激烈辩论的场面就还给银幕了。
  3分钟后,法官宣布退堂和下次过堂的时间。
  我们退出厅外,走过一长排一长排的长椅,法官据守公案审下一个案子。他多么像诊病的郎中,而郎中还要切一切脉呢;他又像飞机场上问事处的答询员,而答询员还要一答到底,直到问的人懂了,照着做了才罢休。
  从法庭到M旅馆,一路上尤律师缄默如庙里的菩萨。
  到了第二次开庭的时间,第8厅还是第8厅,法官换了,见我独自站在被告席上,便问:“被告怎么没带律师?”
  我礼貌地等译员译成汉语说给我之后再答:“他没来,他不来了。”后一句是我斗胆加上去的,因为有两个博士学位的尤律师不会犯这可能被吊销执照的大错——无故不出庭聆讯。
  法官追问:“为什么不来?”
  我幽了一默:“他没拿到钱。”
  庭上庭下哄然大笑。“庭上”,说的是法警,木桩般站立的他会感念这片刻的幽默的;法官没笑,反倒冲我大怒:“明天准9点再开庭,他不来——”扭项回头寻找法警,找到了,法警还在笑。“把他抓来!退堂!”
  次日我还是8点30分到,尤律师在第8厅门口候着我哩,原来他能早到。我不给他道歉解释的机会,我不想听他噜苏。但他厚着脸皮追着我讲:“昨天我……”我故意打断他的话:“昨天我吃了鲍鱼。两千美元一磅的。你想尝尝吗?”尤律师顿时哑口无言。
  9点20分开庭,第一审就是我的案子。法官一眼盯上站在我身边的尤律师。“你就是律师理查·尤先生?”尤律师答声是。“你昨天不出庭,事先也不声明,是何道理?”尤律师说:“我的当事人突然解聘,来不及通知庭上。”我一脸茫然,含义复杂地耸了耸肩。
  法官则置若罔闻,循着自己的思路讲道:“身为律师,竟敢藐视法庭,莫非你的当事人半夜三更解聘不成?”
  尤律师放低了声音:“请庭上原谅,尤某下不为例。”
  沉吟片刻,法官对我说:“退堂后请聘公派律师,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尤律师朝廷上深深一躬,我由此看出他不愧是早稻田法学博士出身。在第8厅门口,我与他分道扬镳。我顺利地找到公派律师办公室。一位金发姑娘接待了我:“可有什么能为阁下效劳的吗?”
  她的客气令人受宠若惊。待我说明来意。她接了我的资料去请示一位中年男子。研究一番我的案情,姑娘对我说:“当务之急是调查清楚陶乐丝小姐的真实身份。你的案子交给我了,好吗?”订好后我便告辞。
  谁承想,此一别竟再也没见到她一面。
  傍晚,李老板打电话约我吃饭,座设金龙大酒家。我放下电话筒,愣了好半晌。吃了冰块立刻吞炸元宵,胃口受不了:李老板先后的态度教我难消化。步行到金龙大酒家,问了柜台,答说有位李先生留嘱,二楼第7号雅座。
  “雅座”有名号,比如第一号叫“春兰厅”,第二号叫“夏莲厅”……金龙大酒家第7号雅座叫“和乐厅”。“和”则“乐”。座设此间莫非有所寓意?偌大的“和乐厅”仅只坐着李老板一人。见我进厅,他起身相迎。坚邀我坐主座。其实两个人吃饭何必分宾主,无奈“和乐厅”是那种宴开二十人席的餐桌,当然有主人座,李老板甘居下首相陪。
  “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下来了。李老板一边聊闲话,一边把盏斟茶,又问我上什么酒?菜肴丰盛足够五个人吃。
  终于,李老板开口了。
  “汪老板几次打来电话问我们的案子进度如何,我说不上来。他认为夜长梦多,宜结不宜拖。”
  我答了声是。
  李老板给我布了菜,说:“我用人从来托汪老板找,不登报。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万一有个差池,懂得讲交情。”
  我做出谨受命的样子,静聆教诲。
  “我知道你这次受了委屈。蓝帕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换了谁也要分个子丑寅卯。不过,这样僵持下去……”
  我给李老板满上酒,说:“我请了公派律师,先调查陶乐丝的身份,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下一堂就打开僵局了。”
  李老板喝了一大口日本清酒,脸色有些泛红:“老张,你想过没有,官司打赢了会怎样?”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弄傻了。官司打赢,警方心怀戒心,菲力浦离开M旅馆,此后万事大吉,岂不是和和乐乐。可是我不便畅所欲言。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异国谋生不容易啊!要是在台北,一通电话,分局长得亲自来道歉。我从高中毕业,一天两顿,天天在外吃饭应酬,交的是朋友。黑白两道,哪个不买我老李的账?话说回来,出事也轮不到分局长道歉,只要是我开的旅馆,底下人碰都不敢碰。这儿就不行了,洋人不吃那一套。送礼不收,托人托不上,于吃瘪,干受气。”
  我取过酒瓶又给他把酒满上。
  “是我停掉尤律师的。这份钱不用花了二老张,你考虑考虑,能不能服个软?”李老板话锋陡然一转。
  “您是教我当堂认罪?”
  “不错。”
  “打赢了才有利于旅馆,输了一切就全完了。”
  “老张啊,你到底年纪轻、阅历浅。我先不跟你谈什么官官相护,官断十条路这些常理。就算法官英明,主持公道,陶乐丝挺得住,一竿子插到底,蓝帕栽了个大跟头,我们大获全胜,以后呢?你以为从此高挂免事牌,一帆风顺啦?错了,大错特错!”说着,李老板擎起酒杯啪的一声把酒杯蹲在桌面。“奥迪警长也好,换了新警长也好,仇,算结下了。瞧怎么拿你开刀吧!”
  “李老板,您是台湾本省人。台湾人有句口头禅:‘爱拼才会赢……’”
  “那是哄孩子的话。鸡蛋能往石头上碰吗?中国有句老话:‘光棍不斗势力’。老张,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出事,本打算你和老叶一块儿炒鱿鱼。现在我想通了,经过阵仗的兵才有经验。老叶,蓝帕方面不容,对不起,走路;你可以留下。你要是够朋友,给我个面子,当堂认罪结案,蓝帕露个全脸儿,老叶又撵出去了,M旅馆这才有了希望。”
  在认罪和丢掉饭碗之间,我选择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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