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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士的日内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在蔡元培下榻的美景旅馆窗外，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天上午，湖畔传来了军乐声，原来当地正在为病故的青年军官举行葬礼。葬礼非常隆重，还出动了飞机在湖面和空中来回飞翔。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蔡元培的心，就在这时候，门房送来了蒋梦麟的唁电： 夫人黄仲玉不幸于一月二日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 他终于被一种巨大的悲哀击倒 只觉得人像丢了魂似的喉头发哽，手脚冰凉，牙齿咬破了嘴唇，殷红的血滴落在异国的地毯上。这天晚上，他独坐旅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冷孤寂的冬夜。面对大西洋的滔滔海浪，淼淼烟波，遥望凄风惨雨的东方故国，萦念黄泉路上的孤苦妻魂，牵挂失却慈母的孤儿弱女，想想自己生不能卿卿我我慰爱妻之心于万一，死不能有抚爱妻之棺以护其灵，一颗心终于碎 眼前总是浮现仲玉的面容，她确是因担惊受怕病倒的。他本不该在此时远游，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她却强装病愈，为他收拾行装，催他上路。旅途中又连续致电，谎称自己病体渐痊，想让先生安心游历。看来仲玉是早知自己病入膏肓，再无生存之希望的。要不临别时，怎会泪水涟涟，哭得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想到这里，蔡元培悔恨交集，伏案写下祭文一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 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 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 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他实在写不下去了，泪水已沾湿了信笺。 虽然蔡元培不能回国凭吊，但这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却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最后还选进了许多教科书。北大和黄仲玉任教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于1月30日在北大三院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还刊出《追悼蔡夫人特别增刊》，登载了她的字画墨迹、著作函件以及祭文、挽联、诗词等。最为感人的还是北大全体工友所送的挽联，文字质朴，却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们对蔡先生夫妇倡导平民教育的崇敬之情： 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 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 屈指算来，自1916年回国后，一晃已快五年 他这次明为避风头，心里确实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战后各国的教育现状，实实在在地为北大的发展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做几件事。在出访的九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法、英、德、意和美国等许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尴尬之境。华法教育会被吴稚晖。李石曾办成了经济组织，搞得一团糟。与二千多留法学生对立情绪很大，还亏了不少钱。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该会与学生脱离了经济关系。而那位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里昂后，在工厂做工的陈毅还亲自上门拜访，凑巧他出门了，留下了一封充满崇敬之情的长信。他还动员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圣底勒兵营捐作里昂中法大学校址。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吴稚晖为中方校长，为留法学生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里下设工学院，解决了一大批人的求学难题。他还饶有兴趣地考察了法国发明的大学区制度，也就是说取消教育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由该区的大学校长领导辖区内的大学和中小学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长官的职权。他觉得要在军阀专制的中国真正实现教育独立，必须推广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这一设想一直顽固地烙在脑海里，成了多年以后他再度复出时一次失败的试验。 他一直想为北大聘请杜威、罗素一类国际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商谈了访问中国的具体计划。 最快慰的还是一路上分别会见了让他惦念的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冯友兰。本来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六月初毕业典礼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因考察耽误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冯友兰只记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进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学惊讶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样好的场面，可见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 而罗家伦却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当他陪蔡先生游练色佳时，刚到寓所休息，忽见一位美国新放的驻华公使要宴请先生，想请他介绍认识些北方权贵。蔡先生坐犹未定，一见此人当场就走，无论怎么劝说也留不住。结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瀑布，事后蔡元培说： “我最怕听到这种恶浊的声音！” 2 《新青年》内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陈独秀乘船去了广州。陈炯明在粤桂战争取胜后，曾电邀陈独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对他吸引很大，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办西南大学的。但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如能在广东建党，对全国都会有影响。 陈独秀临走前又来信征求意见，想让上海的陈望道负责《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封信闹出了许多不愉快，最不满意者就是胡适。胡适骨子里不满《新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但碍于陈、李的面子不好明说，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凭什么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 胡适马上给各位同人写信，谈了三条设想。一是听任《新青年》办成苏俄的汉译本，而再另办一份杂志。谁来办这份杂志胡适没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三是干脆暂时停办。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医生嘱他卧床静养。羽田信子见大先生来了，忙去沏来一杯热茶，亲手递到面前，灯光下，她雪白的脸银子般闪耀了一下，刺得鲁迅微皱了一下眉。 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遍，说：“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 鲁迅却觉得都无所谓，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当周作人希望他明确表态时，他坦然地说：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仲甫不愿示人以弱，其实《新青年》所登的作品，无论你如何宣言，官场总是一样头痛，一样不会容忍的。” 鲁迅说完，起身给二弟倒了一杯开水。 “也是。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 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 第二天，胡适读完鲁迅的信，觉得他关于不必声明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就立马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补上 “这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 胡适感叹地吸了一口美国烟。几年来，鲁迅一直是《新青年》营垒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刚写《贞操问题》，他就来了篇《我之节烈观》相呼应。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又跟着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文笔老辣得令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胡适的信又激怒了陈独秀。回信是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对北京的三条意见十分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此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又收到他从广州的来信，陈独秀警告这位小老弟说：“南方颇传你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 此时的胡适，真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前不久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地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而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更有意见，现在又冒出个研究系的流言蜚语来。去年七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仲甫是从这一点看出了两人的一致性。还有胡适常在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这两家报馆恰恰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作些解释。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责怪道：“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竞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 窗外雪花飞舞，院子里几枝盛开的腊梅正被积雪压弯了枝条。胡适触景生情，觉得语气过重了，又缓笔写道： “我不忍心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也学他样子回了一张明信片。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我们的刊物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 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又一时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信。他赌气地说：“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本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 春节眼看就要过去，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正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陪现在难得上门的钱玄同去看望周作人。周作人终于生了肋膜炎，午后发烧。晚上昏睡。《新青年》的争论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前几天胡适又给诸位写了封长信，要大家表态。钱玄同也给周氏兄弟写信，明确地支持胡适。说陈独秀讲胡适追随研究系纯属神经过敏。他在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造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主义对中国人都行不通，只好先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有些人气以后再起来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些偏颇和颓唐，但鲁迅认为他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不错的。此刻，他瞥了眼钱玄同那黑色的大皮包，冷冷地说： “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 我独不解仲甫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 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又有什么不好 ” 钱玄同赞成地点了下头，记得那天鲁迅在胡适信尾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 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 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钱玄同对陈独秀的过于霸道也耿耿于怀，不满地说：“仲甫口口声声提倡科学和民主，其实他连在家里都不民主。听说两个儿子来京看他时还要先递名帖，上写‘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 周氏兄弟笑了、鲁迅调侃地说：“所以你在信中措词格外激烈，还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不如分裂的好。最后还同意了我的意见，只是语气更为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钱玄同也开心地笑 那天鲁迅见大家过于看重《新青年》这个名目，觉得有点无聊 于是，在刚写完的意见下面，又加了一句话：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送走钱玄同后，鲁迅独自回到书房，心里隐隐感到一点寂寞和悲哀。鲁迅望着窗外黑幽幽的夜，在叹息中点燃了烟。眼前幻现出一组眩目的意象。会馆之夜。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包。《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狂人的吃语。孔乙己的麻木。墓地。乌鸦。人血馒头。传过来又传过去的各种信函。一场威凛凛充满呐喊的大潮涌，终于凌乱地清退 留给他的，仍然是一个无可奈何孤寂的长夜。他的心又开始滴血了，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的来稿是越来越少，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奢望。在微妙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先后向周氏兄弟求援。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小说，是《新青年》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他很快将小说《故乡》寄给了陈望道，陈望道感动地给他回信： “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的蒋介石，也开始在南方崭露头角。陈其美死后，他又投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张静江。并由张引荐担任了陈炯明的顾问和战略幕僚，还与孙中山的第一军事助手许崇智结为拜把弟兄。陈炯明根本不信任蒋介石，他正在为新生的南方政府与陆荣廷征战。而蒋介石也看出了陈将来必背叛孙中山，多次建议孙先生先除掉他。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性情孤傲的蒋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窥探时机。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凭借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当我们缅怀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血泪，仰望苍穹，仰望那些闪烁着星辉的不朽灵魂，最耀眼的还是陈独秀那种横空出世，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陈独秀去广州的目的就是办教育和建党。他一到后就让创办《广东群报》的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跟随左右，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蓝天的白云，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立马去找陈炯明摊牌，提出了应聘的三个条件。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总计为357万元（不合 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 （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没想到这些有点漫天要价的条件居然被孙中山和陈炯明批准 当时的陈炯明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陈独秀历来办事果断激进，他抓住机遇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育院。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预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要30万元的经费。而一所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所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陈炯明审核时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学校呀，要花那么多钱？” 陈独秀挺牛气地点燃烟，坦然相告：“是一所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知道这老兄的脾气，犹豫片刻，还是提起朱笔画了一个红圈圈。 陈独秀的“看云楼”很快成了激进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参加集会，演讲，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抨击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他来之前的广州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他指示陈公博和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无政府主义就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 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 ”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 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湖南的毛泽东自去年夏天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后，在长沙很快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愧是位领袖人物，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注意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一直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持信件联系，加深了留法学生对陈独秀和上海建党的了解。他当时和杨开慧已经结婚，心情特别好。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和不久前刚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悄然赴沪。事后和他同在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说，那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好像要下雨一样、忽闻他俩要动身去上海，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他去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各路代表终于悄悄地聚集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七月的上海格外闷热，毛泽东总是摇着扇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神情显得有些高傲和矜持。一些代表从窗前走过和他打招呼，他也注意不到。有人问李达： “哎！这毛泽东可是个书呆子，会不会有神经病？” 李达正和张国焘谈天，不悦地说：“你才有神经病，他是位爱独立思考的人嘛。” 张国焘这几天非常活跃，到处找人摆谱，谈自己在‘五四”期间的英勇事迹。他暗自庆幸李大钊书生意气，幸亏没来，自己才有了一个单独表演的机会。他早已萌发了跻身中央领导层的欲望，所以一有机会总要贬低他的竞争对手。他不屑地说： “毛泽东在北大只是个工友，不过个性很强。一次被新潮社的学生领袖奚落后，曾发誓永远不改湖南话。”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见陈独秀、李大钊不来，也很有意见。马林这天晚上约尼科尔斯基去霞飞路喝闷酒，说。 “两位党的创始人居然没有一点领袖意识；他们或许把这么重要的会议也当成一次学术活动 我总觉得在中国建党条件不成熟？” 尼科尔斯基宽慰地说：“不过陈独秀事先为大会起草了一份不错的党章。看来对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后的一举一动全要靠我们直接操纵和指挥才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在7月23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博文女校的大菜台，各位代表席上放着几份油印的文件。马林即席讲话，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毛泽东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接着，代表们又在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继续开会。为了安全，大会的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舫上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完全以俄国为榜样，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原则。并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主任。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一个新的政党终于诞生了，她明确地宣告，用西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自己的队伍，把人类解放的理想第一次写上了高悬着铁锤镰刀的旗帜，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在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交混而成的传统文化的丛林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始了伟大、艰难而曲折的进军历程。 会后马林又派包惠憎去广州，要陈独秀尽快回沪任总书记。陈独秀想想也有道理，就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教育委员长职务，没想到这位大军阀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陈独秀，说了一通今天下文人感动的话：“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辞职未成，只得借医治胃病请假离粤。没想到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闹翻了脸。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瞪着牛眼反驳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挥棒行动？就这样，谈了几次都谈不拢。一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急了，在渔阳里跟陈独秀说：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呀。” 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怒斥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他拿起皮包就要出门，张太雷忙笑嘻嘻地想挽留他。陈独秀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摔门而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李达见他如此粗暴，不满地说： “这家伙动不动拍桌子、砸茶碗，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再认错。” 不过陈独秀从这时起，就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 当时中央局规定，脱离生产的党员每月只能给30元或40元生活费，这当然不够他一家开销。他虽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党刊写文章，但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亚东图书馆，他们打算在明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每次他来时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数，见他坐久了总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去吧？”他默默地点点头，收下一元或二元小钱。再坐一会儿，就走 当然这些钱都是要从他的版税里扣除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执政党，创建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4 我们的胡适先生已成了名流，一举一动都会传为文坛佳话，胡适“做礼拜”便是一说。 每个星期天上午，是他的公开接待日。许多青年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和导师，来聆听他为大伙解惑和布道。来的人很杂，有各种主义的信徒，也有各种性格的狂生。当时的许多人对北京政府深感失望，对没完没了的学潮和罢教也已厌倦，听说陈炯明又想请胡适去当广东大学校长，都把他当成孙中山派，都想请他拿主意，投奔革命的广东。 而昨天半夜里蒋梦麟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北大第一院有人纵火。火扑灭后，发现四楼教室内冒烟，门窗却上了锁。开门一看，有一根蜡烛正在燃烧，显然是人为的。胡适很恼火，这位留美的同窗好友代理校长后，已接连发生几起纵火事件。一次报纸上还刊登消息，说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察总监殷鸿寿都来了现场，就蒋梦麟代校长未到。想故意低毁蒋的失职，估计这多半是北大的倒蒋派行为。蒋梦麟颇为倚重胡适，二人关系一直很好。蒋遇挠头皮的事就会找胡适，胡适早已当了半个北大的家。蒋梦麟说今天中午他要带丁文江上胡适家吃饭，还专门点了要江冬秀的徽州锅。 这徽州锅是绩溪一带居民喜庆时的吃法，做工比较讲究。炊具得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考究的“锅”有七层，底下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冬瓜、干豆角等。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肉只切八至十块。再上一层为豆腐包，一般有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改为温火烧，好吃与否，全靠火候的功夫。江冬秀已扭动着小脚，在厨房忙了半天，还将锅中的原汁汤从上往下浇淋了几次。这安徽锅必须要烧三、四个小时，才能烧出点真味来。猪肉要烧得像东坡肉，入口就化。吃的时候一层层拨开，一层层地品尝，关键是要吃出那种热闹的气氛来。 丁文江像一阵风，准时地乘包车来到了胡府。见他蓄着德皇威廉式的八字胡，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习惯冷峻地从镜片后面打量别人。他们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认识的，当时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正好随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返京。陶孟和与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与胡适一样是英美派。胡适发现认识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这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行动巨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断和谋略，还有超群的外交才干。他们都一样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参预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导中国社会的责任。 胡适虽留洋多年，生活习俗却是乡土化的。喜欢吃家乡菜，穿中式服装，只是吸的纸烟必须是舶来品，烟滔不大，但牌子必须要好。吃饭时，他见蒋梦麟被无望的索薪和罢教以及纵火案搞得神情沮丧，便举起酒杯，好言劝慰了几句。 蒋梦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几杯酒下去，心里的怨言全冒出来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这些年受的苦。这北大校长真不是人干的，政府不给钱，教授们不上课，学生又不停闹，当校长的真是老鼠钻风箱，受气还没处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国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请西医，决不相信中医。生活又最讲规律，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每天要做几件事，起床时早就安排好 还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见胡适给他斟了碗陈年加饭，竟老实不客气地将筷子伸进去消起毒来。江冬秀的脸色有点发窘，胡适却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终于不悦地皱了皱眉，说： “前天仲甫又来信骂了我一通，以为是我在鼓动马寅初、马叙伦瞎胡闹。还说不应为饭碗问题而闹学潮，不能没有教授的良心。认为当下要救中国，必须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蒋梦麟也感叹地点了点头，说：“蔡先生也从美国来信责怪我。认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体罢教。因为罢教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学生和国家。在这点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这位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在美国还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丁文江威严地瞥来一眼，放下天竺筷，点燃一支进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说： “你们都错 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救中国？” 两人见他气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论。没想到他一开口，胡适竟惊得跳将起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败，更不是什么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少数好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尽快努力组建一个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么空洞的教育救国和思想革命。” 这真有点天方夜谭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胡适忍耐不住地问： “你说的‘好人’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 ” 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 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合译一部新的马列书。他以前曾劝胡适参加共产运动，被拒绝 最近看了胡适的诗文和演讲，以为他思想激进了，又来劝说胡适向左转。后来朱谦之被捕时，曾在报纸上公开过这段秘闻。 中国的许多人，不相信朱谦之会去劝说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袖参加革命，而胡适居然未加避讳地点头承认 5 遥望1921年的中国，天空中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声音。这时，一个外国人来到了北京，他是想来听所纯粹的学者们的声音，为此，他慕名拜访了辜鸿铭。他，就是英国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专为辜鸿铭赶来北京的，他在英国就拜读了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辜的长信。又翻阅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对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请一位英国朋友安排这次约会，傲慢的英国人信手开了一张条子送去了，说是请老先生过来坐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边却一点也没有动静。待毛姆明白过来，主动上门拜访时，这位倔强的老人先让他领教了轻蔑的代价。 毛姆是坐着轿子迷迷糊糊飘进这条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过一个破败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用毛笔书写的对联。毛姆恭敬地坐了下来，心想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语录吧？ 毛姆等了一会儿，那位领他进来的仆人带来一壶茶，两个茶杯和一听纸烟。当他泡好茶出去时，辜鸿铭来 毛姆连忙起身，辜鸿铭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两人一齐坐了下来。辜鸿铭盯着他说： “你想来见我，真是非常荣幸。因为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想解释，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辜鸿铭斜躺在椅子上，用猫戏老鼠般的神情嘲讽道； “所以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这才感觉到失礼的宿怨还未消尽，连忙抬起头讲了许多客套话。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有一条灰色的小辫子和一双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皱皮。他的牙齿因折断而变色。身材极瘦，那双细而小的手，已经枯萎得像爪子 记得有人告诉过他是吸鸦片烟的。他的装束好像很随便，身穿黑衣衫，头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深灰色的裤子在脚踝的地方用袜带系住。他好像在提防着什么，脸上表现出一种防备人的神情。当然，这位哲学家在关心抽象世界方面的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毛姆想起了狄斯拉利的话，皇族必须被充分的奉承。便极力地阿谀他，老人的态度果然舒畅了许多。他点燃了一根纸烟，指着他的书说： “我是在柏林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后来又在牛津呆了一些时候。可是英国人，假如你容许我这样说，是不宜于研究哲学的。” 毛姆说：“我们也有过不少哲学家，他们对于思想界并非全无影响。我们还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的眼珠突然定住了，大声地说：“你是说休姆和白格利，他们能和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 你凭什么说你们比我们好 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优美 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 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 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 你们可知道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推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 ” 他说到这里，有点得意地喝了口茶。毛姆不服地问：“那么为何白种人会轻视你们黄种人 ” 辜鸿铭突然被刺痛了，从靠椅上站了起来，激昂地说：“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用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 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 你们不知道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 你们以为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学得会 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一样好的枪支时，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还会怎样了 你们喜欢机关枪，最后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毛姆被他的中国文明优越论震住了，又小心翼翼地问：“你可研究过美国现代哲学的发展 ” 辜鸿铭轻蔑地说：“你是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的逃避所。” 他一口气说完这句尖酸的话还不过瘾，又挑衅地白了毛姆一眼说：“不过我用美国汽油可比美国哲学还要多。” 他们又重新坐下，喝了一杯茶。辜鸿铭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谈到很久以前的哲学家，是怎样地率领他们的门徒从一国周游到另一国，教导一切有资格学习的人。皇帝们召他们去赴会，封他们做城市的长官。所以他对于西欧哲学研究的结果只能说明一点，人类的智慧只能在孔子的圣典范围之内才能找到。他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孔子的学说，觉得一切异邦的学问都好像是那样空虚和苍白。他急切地谈着，好像并没有圣人般的闲适。他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斗争者。他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呼声。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老大中华和旧式学校，帝国和孔子严正的圣典。他不止一次地哀叹自己拥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再没有皇帝可以把重任托付给他。他是多么迫切地想将满腹经纶传授给他的灵魂所眷恋着的大群的学生。可是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都给一些以如簧之舌兜售新口号的人诱惑走 剩下的只是一些很少的，可怜的，面有饥色的，愚钝的乡下子弟。 老人终于累了，神情沮丧地低垂下头。 毛姆却来了精神，询问起他这次来拜访的实质性问题。 “我想请教你对新文化运动，对罗素，对苏俄的共产主义的一些看法。” 辜鸿铭生气地点燃烟，吸了一口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 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有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 ” 毛姆佩服地说：“精辟！实在精辟！再请教一个问题，中国如何结束这混乱、分裂的局面？” 辜鸿铭终于得意地笑了，又一次耍起了贫嘴：“这很简单，一句话，只要把中国的军阀、政客、买办和所有的外国人统统枪毙就行 ” 正在这时候，一个女孩亲昵地走了进来，偎进了这位老绅士的怀里。她用惊异的目光凝视着毛姆，辜鸿铭用手臂围住她，说这是他最小的女孩。他很亲热地吻她，细声地说着珍惜的话。 辜鸿铭说：“她是皇帝弃位的那一天出世的，是帝国覆亡时最后的一朵花。” 说完，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包钱交给她，叫她出去玩。然后把小辫子拿在手里说： “你看我留着发辫，这是一个标记。我也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毛姆终于要走了，可他却不愿意起来。最后，他固执地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作为你访问中国最后一位哲学家的追忆。我给你写一首诗吧，在中国，我的执笔挥毫不是完全可以轻视的。” 他坐在桌前，铺开纸，用臂部的自由转动开始写起字来。毛姆想起了他的笑话，听说每当他有钱时总要到烟花场所去胡闹一番。他想用宽恕来看待这位老绅士在秘密处所的押戏，也许他是想要明白人类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幻觉吧？ 当毛姆接过墨宝时，发现那些中国字像主人一样显出悦目的模样。 毛姆试探地问：“你不能给我一份译文 ” “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他回答说，“你不能希望我来糟蹋自己。去问你的英国朋友吧，但请记住，那些知道最多的人其实一点也不懂。” 毛姆回国后，挺神秘地找了一位汉学家把诗翻译了出来。那是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他在烛光中高声朗读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天哪，上帝！原来这是一首送给妓女的诗： 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 眼波含笑，素手纤纤； 待你爱上我，声音却变得凄楚了， 满眼是泪，睹手痛惜。 伤心啊，伤心之爱使你不可爱。 …… 6 初秋的天坛公园，弥漫着桂子的清香。孔德学校的女生蔡威廉携弟弟柏龄，又一次来到高耸的白塔前，默默地点上一炷香，为妈妈的亡灵祈祷。 黄仲玉生前常带孩子来这儿写生，她病逝后，全靠弟弟黄世晖照看这个家。这些天，柏龄好想爸爸呀，常会在梦中哭出声来。有一次，还梦游着去开门，说爸爸回来 惹得威廉只好又当姐又当妈，常常在深夜酸楚地跑去弟弟床前好言相慰，哄他入睡。她是个慧智过人的女孩子，这一年家中的不幸更使她成熟了不少。孔德学校是蔡元培和一帮学界名流创办的新式学堂，提倡男女同校，而威廉又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班里带头剪去了辫子，还组织了女子文学社。 他们已搬迁到背阴胡同新居，姐弟俩刚回家，就发现门口人流不息。一种欣喜的预感倏然袭来，两人情不自禁地冲了进去，连声不绝地叫着：“爸爸！爸爸！” 蔡元培果然在客厅等着两只孤雁，亲人相见，真是悲欣交集，先抱头饮泣起来。 正好胡适闻讯赶来拜访，威廉忙带着弟弟掩面而去。胡适也像个大孩子，依恋地凝视着久违了的蔡先生。两人无语凝噎，胡适发现他虽然刚经受了磨难，但在国外一路风尘跑了九个月，面颊反而晒得黑里透红，精神比以往健旺多 胡适动情地说：“蔡先生一走，我们才觉得整个北大好像缺了主心骨。今天见先生壮气不减，甚为可喜呵！” 蔡元培也感叹道：“我这次考察战后的各国教育，发现虽然经济萧条，食品贫乏，但教育界的精神并没有退缩。我也有许多感受急于向你们倾诉 ” 正在这时，二堂外人声喧哗。胡适的努力会新成员蒋梦麟、顾孟余叫嚷着进了门。不一会，北大教授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也欢笑着来 黄世晖早已在全聚德烤鸭店叫来一桌酒席，老友相聚，气氛格外热闹。蔡元培亲热地拉住蒋梦麟的手，要他坐在自己左边。又将顾孟余请到右边落坐，执意要用锡壶亲手给各位斟酒。待走到两个孩子面前时，又各挟了一块香喷喷的烤鸭腿，眼中泻出慈父般的温情。 蔡元培斟满一杯酒，先敬蒋梦麟和顾孟余。灯光下，他的眼角闪出了泪花。 “一位是总务长代理校务，一位是教务长总揽教学，元培这次出走，真不知给二位添了多少麻烦。唉！聊以自慰的还是好不容易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终于正常运转 在北大，教授治校已不是一句空话了！” 他仰脖一口将酒喝完，眼角迸射出逼人的豪气。 他又举杯敬黄世晖，这位内弟见姐夫一口案没吃，怕他胃病复发，慌忙请他入座，还抢先将酒于 蔡元培双颊已泛出红晕，一把握住对方的手，哽咽着低下头说： “真是难为你了，嗨……” 餐桌上的气氛突然寡淡下来，众人都想到了一个伤感的话题。 还是胡适机灵，朝身边的陈衡哲使了个眼色。她是何等机灵之人，早在美国留学时就与胡适互相倾慕，书信不断，最能领会对方的眼神 说起北大的名流，不能不说这位开风气之先应聘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出身名门，民国三年考入清华，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有“清华老大姐”美誉。留洋后，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读西洋文学和历史，当时的她已和胡适、任鸿隽同享大名 来北大后开设了西洋史和英文课程，上课时神气十足。不仅享誉教坛，还享誉文坛。常以“沙菲”之名在《新青年》、《晨报》上发表文章，胡适曾称赞她的小说《一日》为“新文学之冠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两件事，一是留洋时虽与胡适为文字知己，却最终未结秦晋之好。胡适因订婚在前，不忍违背母命，遂与江冬秀成婚。她也和与胡适论战白话诗的大名士任鸿隽结为夫妻。二是相传她收入室弟子规矩挺重，常说的口头禅是：“你不要怕人恨你，但绝不可让人看不起你。” 只见这位英气勃勃的女教授站起身，向蔡校长举起了酒杯。她中等身材，颧骨很高，戴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文雅地说： “蔡先生，在您出国的非常时期，我们北大同人一直记着您的名言：‘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现在您终于回来了，能否给大家谈谈考察的感受？谈谈下一步如何在同北洋军阀的周旋中进行教育改革 ” 蔡元培又恢复了镇静，分别了那么久，他也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他唤黄世晖给每人上了一杯珠茶，神情忧郁地拉开了话匣子： “对我来说，在国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教育。先不说生不逢时，怨天忧人的泄气话。回顾我的教育理想，好像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康梁变法失败，一心认为惟有教育救国才是救亡图存的正路。二是五年前出长北大时，心里对政府还存那么点书生的期望。但是我抓住了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和人才聘用这几个关键问题看起来是对 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一是彻底看清了中国政治的腐朽性，对军阀政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二是真正思考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究竟是什么？人应该永远不停止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我这次拜见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时就在想一个问题；怎样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扎扎实实地打下一个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基础 我想中国的教育当前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精神不能垮，二是教育改革无论再艰难也不能松劲。拿北大来说，新思潮已在论战中占主导地位，评议会和教授治校已基本制度化，还初步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授队伍。当前急于要巩固成果，先设法解决经费奇缺这迫在眉睫的难题，走靠社会和民间集资的路。另外，我决心对北大再次进行改革，包括募捐建造图书馆之事。海外华侨已有态度，我建议北大同人要带头表示一点诚意。还有，各系主任和教务长的改造也已到期，组织教育维持会也马上要展开。诸位，你们可有信心吗” 他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向蒋梦麟，这位瘦长的代校长欲语无言，眼前老是窜出几次纵火案的熊熊火焰。胡适却按捺不住了，他非常佩服蔡元培的勇气，也佯狂地用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拍案而起： “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一班少年人更不该退缩。” 胡适说完潇洒地将头发朝后一扬，得意地瞟了一眼陈衡哲。这位昔日的女友，正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胡适身上的才子气，又一次令她怦然心颤。 马神庙和汉花园、红楼里又开始出现起蔡元培的音容笑貌。他先后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作出了一个令学界惊讶的决定。虽然索薪运动已经结束，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发放了欠款，但蔡校长居然铁着脸在大会上提议，为了推动北大图书馆的捐款，凡本校教职员，均自动捐出罢教期内一月薪水给图书馆。 凭蔡元培当时的声望，他的话就是北大的法令。可是要大家把微薄的薪水交出来，校园里很快传出了牢骚怪话。蔡先生怎么 我们闹学潮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的屁股反而和政府坐到一条板凳上去 一些教授不服，就去鼓动“桂冠教授”马叙伦出面找校长论理。 马叙伦果然气呼呼地翘着八字胡走进校长室。马叙伦当时是教授里有名的老英雄，论学术观点，应列入旧派，但特别爱管闲事。凡是学生运动他都一律声援，还被推选为全北京的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喜欢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前列。这次又惨遭殴打，刚躲进外国人办的医院疗伤回来。见他吹胡子瞪眼地先脱下礼帽，嗓门挺粗地说： “蔡先生，独立而不倚，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今天我郑重宣布，你的决定错了，请能收回成命。” 而这位素来爱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好像也顶了真，刚才还挂在眼角的笑容倏然消失，脸上一下子溢出了怒容： “身为学界名流，我希望你凭良心说话。我们教授的天职是什么？我们办学的责任又是什么？你敢扪心自问 ” 他突然动了感情，浑身像打摆子一样微微颤栗。他发现自己有点失态了，语气终于缓和下来。 两位书呆子就这样僵持着，马叙伦发现了一个秘密，蔡先生发怒时目光呆滞，完全像个斗鸡眼哩。 蔡元培终于长吁了一声，摸出珍藏的龙井，亲手送来一杯热茶。见他静静地坐在靠椅上，沉默良久，用一种柔柔的语音敞开了心扉： “夷初，还记得五年前那个雪夜，我们在松筠庵把酒论天下，豪气冲天的誓言 说实话，这些年为了整治北大，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教育，我们吃了多大的苦？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呵？记得‘五四’期间，安福系曾扬言在杀手取我性命，徐树铮还想将大炮架在景山上逼北大退让。那些日子我独自在西湖杨庄，心情苦闷至极。还有，这次名为出国考察，实际上还不是想逼我走？如为了一己私欲，我真想退隐山林，再也不于这倒楣的差事 但只要一想起那个暖心的雪夜，想想中国之大，惟剩北大这块精神圣地 想想未来民族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帮热血青年身上。你说，我们还有权力退缩和停课 说实话，这次去看了剑桥和哈佛真是大吃一惊。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还远着呢。所以抓教育改革，一天都不能松劲。夷初呀，我俩也算是老友了，你应该理解我哟……”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起来，微颤着用手帕擦拭起潮湿的眼角。马叙伦也是个倔性子的人，仍顾自低着脑袋不吭声。就在这时，蒋梦麟正好带着李大钊进了门。他面带歉意地说： “我和守常已响应蔡先生的提议；如数向会计室捐了薪水，还有胡适、沈士运、钱玄同也正在交钱呢。哎！蔡先生，您人在国外，为何先带头扣了自己六百大洋月薪呀？” 马叙伦有点感动地抬起头，蔡元培终于欣慰地舒展出笑容。见天色已近黄昏，他爽快地站起身，说： “感谢诸位棒场，今晚我请客、走！上学士居喝杯薄酒去。” 暮色降临时，校门外的十几家小饭铺，响起了一片锅盘菜勺的敲击声。蔡元培边走边看，发现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这三条小胡同里，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正在小公寓里进进出出。蒋梦麟见他不解，眼角露出得意之态： “这就是北大的‘拉丁区’。由于我们坚持了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现在人称咱北大有‘五个公开’，三种学生哩。” 蔡元培好奇地仰起头，盯着这瘦高个子问：“想不到我出国不到一年，竟冒出这许多新奇事。快说来听听。” 蒋梦麟挺会调节气氛，硬要拉马叙伦说。谦让了一会儿，这位马先生的脸就绽出了笑容。他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蔡元培说：“怪不得我一回北京就有人告状，说你们北大被姓蒋的搞得乱糟糟 哎，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 ” 李大钊沉稳地点了下头，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周爱山人’。我希望这种自由的精神，能从北大风行全国。”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要蒋梦麟陪着先去参观“拉丁区”。 四人顺路弯进一个不大的小院，天井里种着几丛鸡冠花和爬山虎。里面一间间隔出许多小单元，多是一付铺板，一张窄书桌，两把凳子和一个洗脸架。条件好的还有个小书架，墙上深一块浅一块，裱糊着发了黄的旧报纸。当一行人走到最后一间木板房时，发现昏暗的烛光下，隐着个寒酸的穷学生。他穿一件旧竹布长衫，袖口缝一块歪歪斜斜的补丁，瘦小得像一头小刺猬，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正气凛然的几位大人物。 蒋梦麟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读书？” 他哆嗦着站起身，脸色苍白地说：“你们终于来查我们 唉！我其实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实在没钱呀，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进去听课。” 蔡元培听他讲绍兴口音，又问了一句：“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兴许是被逼急了，神情决绝地提高了嗓门：“我叫许钦文，因喜欢写小说，和几位文学青年聚集在沙滩，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前几天周先生知道了深表同情，还在下课后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他说蔡校长已回来了，一口答应为我们说情办旁听生的手续……” “还有几位叫什么名字？” “胡也频、曹靖华，另一位是宁海人柔石。”。 “我就是蔡元培，他们人 ” “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先生？……” 许钦文惊愕得手脚无措，连忙恭敬地向诸位鞠躬。他羞涩地望着蔡元培说： “他们都去小饭馆了，我没钱，只能让朋友带个烧饼回来。” 蔡元培感叹地说：“你明天就领他们来办手续吧！不过现在得跟我们去吃饭。” 这顿饭吃得挺有趣味，四位大学者听一位偷听生摆谱，真是大开了眼界哟。 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 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 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 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 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 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 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 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 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 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 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 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 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 123456网文网(123456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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